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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样的忠心本来是可以延续较长时间的，因为这一时期无套裤党人本身第一次成为巴黎行政的中坚：他们的战士控制着多数的区议会和委员会——特别是最重要的革命委员会——以及公社的大会和执行机关。
亚尔培·索布尔曾经发现，共和国第二年，在巴黎担任各区革命委员会委员职的454人中，有9.9%为工资劳动者，63.8%为店主、小作坊老板和独立的工匠，只有26.3%为租金收入者、制造商、公务员和自由职业者[8]。
同样，圣克累勒·德维厄指出，1793年7月至1794年7月任职的132名公社委员中，他们的职业是：小制造商、工匠和小商贩82名，体力劳动者2名，中产阶级靠薪金生活者9名；同时，还有8名是商人和承包商，31名是自由职业者[9]。
自然，这并非由革命浪潮偶然造成的公务员职务的分配；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罗伯斯庇尔的继任者在热月以后是怎样恢复社会平衡的。
同时，政府无力把现在这种形式的最高限价法令付诸实施也越来越明显。
甚至在革命委员会和“检查囤积委员”
十分警觉并受到舆论有力支持的巴黎，商人和店主也越来越明目张胆地破坏最高限价法。
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此。
种植者、生产者和维持首都供应的中间商处在比较容易逃避监察的有利地位，他们发现限价法规定的价格太低，于是就把物资扣留起来，等待良好时机，到“黑市”
上出售，或者与零售店或商人进行非法交易。
结果是，巴黎杂货商和肉商在进货时已经付出高于限价的价钱，他们必须把这笔负担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所以，从12月到4月，当肉类实行定量供应时，肉商的售价经常高出合法价格的25%到50%[10]，猪肉商为了逃避限价，专卖熟肉（只有生肉的价格受管制）。
成群的商人和投机倒把者潜入僻静的街道和市场，以高于规定的价格出售食糖、黄油和切块的瘦肉[11]。
在12月和1月，据内政部的密探报告，巴黎市场上的黄油每磅售价为36～44苏（限价：22苏），鸡蛋每25个为80～100苏（比较一下：1790年6月为21苏，1793年6月为27苏半，9月为50苏）[12]。
无套裤党人虽然对于这种使他们受损失的逃避限价深为不满，却认为作恶的并不是政府而是商人和店主，他们坚持要求当局继续有效地利用镇压机构来消弭这种弊端。
事实上，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也是不可能的：或者是由政府加深恐怖来彻底实施现行的法令，或者设法放松限制和增加利润率以取得农民和生产者更为热心的合作。
政府决定采取第二种方法，巴累说，“对于商业应该调剂而不是扼杀”
[13]。
但是，这便意味着在另一方面要失掉朋友和同盟者。
从1793年春天就控制着公社、鼓吹对住宅实行搜查和进行更严厉的革命裁判的艾贝尔和他的朋友们，于3月22日被处死了；此后不久，“革命军”
以及地方群众团体和委员会由于搜索囤积者而被解散。
自上年12月末起，流通券投机分子就从隐藏的地方开始露头[14]；指券再次回跌：到7月，已经下降为票面价格的36%[15]。
最后，3月底，公布了修正的最高限价，规定的价格和利润率都提高了，正如一个警察局密探所说，这似乎“有利于商人而不是有利于人民”
[16]。
但是，在此以前，无套裤党已经开始用更直接的形式来表示抗议，并且有时候还把愤怒发泄到政府身上。
2月20日，在莫培广场群众拥挤的市场上，一个妇女嚷道：“要不是我在克制自己的话，我非打倒新政权不可。”
听到的人并没有起来反对。
第二天，也是在这个市场里，愤怒的妇女们从一个商人手中夺去黄油，聚集在市场上的其他妇女截住了5辆装着黄油和鸡蛋的大车，强迫赶车人以黄油每磅22苏和鸡蛋每25个24苏的价格出售[17]。
艾贝尔及其追随者的审讯和执行死刑，在无套裤党人中引起的并不是愤怒，而是迷惑和冷淡：“杜歇老爹”
虽然没有马拉那样受人爱戴，却是群众所熟悉的发泄情感和偏见的喉舌，他的被除掉打断了巴黎公社和群众的联系。
人们听到妇女在库提厄酒店问道：“既然我们最信任的人都出卖我们，我们怎么办呢？”
一个警局观察员写道：“人民不再相信任何人”
；在艾贝尔被处决一周后，“在咖啡馆中……过去说话很多的人，现在竟一声也不响了。”
[18]
市场上的**还在继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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