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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天文台区的妇女们因为不满意一家杂货铺中鸡蛋和黄油的配售而吵闹。
19日，市政厅附近一个失业工人被捕，因为他威胁一个杂货商人，并且喊道：“我们有美好的自由，它是专门供有钱的人享受的，并且专和穷人作对。”
又过了几天，一个洗衣妇因为在圣保罗街一家肉铺中制造骚乱而被捕，她说她好几天买不到鸡蛋和黄油了。
28日，伤兵院区附近“军火工场”
的一名军火工人向他的同伴诉苦说，工资固然有了提高，可是生活比以前更苦了：“人们拿这点工资什么也买不到。”
两星期后，阿尔西区的两个军火工人被捕：其中一名被认为说过这样一句话，“必须让工人和别人一样地活着”
，因而被送进了监狱[19]。
一个月之后，圣马瑟勒郊区洗衣妇写给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安利奥将军的威胁信，更能说明人们正在变化的心情。
这些洗衣妇以前是雅各宾派的坚强同盟者，现在，在这封信里，她们却对他破口大骂，老实不客气地骂他是“一个胆小鬼”
，“一个罗伯斯庇尔的浑蛋跟班”
[20]。
在工场作坊中，局势的发展更为严重。
在大革命的历史上，这确是不多见的一段时期。
这时，工资劳动者对于食品价格的关心远不如对工资额的关心，而更常采取的和更有意义的社会抗议形式是罢工和派遣代表进行工资谈判而不是食物暴动[21]。
虽然如此，这并不像丹尼尔·古林一定要我们相信的那样：这标志着劳资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2]。
这毋宁说是一系列不会再发生的特殊情况造成的。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最高全面限价法规定现行工资水平要和物价同样降低；各地区要自动拟定新的工资标准——只有政府新建立的军火制造工场和有政府的派驻代表（这种代表具有高出于地方当局的无限权力）的地区除外。
结果，造成了一套支离破碎、标准相差悬殊的工资制度，最高工资限额的有效或无效随着当局的社会成分，当地无套裤党对于现行工资额的任何降低有无抵抗和政府或政府代表的干涉情况而有所不同。
在巴黎，问题仅仅集中在两方面：军火制造工场的工资决定于公安委员会，私营工业的工资决定于公社。
政府由于不受雇主和工人互相对抗的压力的阻挠，所以能立即对军火制造工人实行最高工资限额：10月和12月，一些新工场中熟练工人的工资定为每日5里弗，非熟练工人为3里弗，这就是通常的标准。
同时，颁布了一套纪律严明的工场法，所以在12月我们已经看到，有两三家工场的“闹事者”
受到了惩罚[23]。
但主要的麻烦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还在后面。
“艾贝尔派”
仍然控制着公社，并且，只要他们这样继续下去，他们看来就无意按照9月29日的全面限价法制订出一套最高工资标准[24]。
这是一个劳动力缺乏和工资上涨的时期；两个政府密探，格里佛耳和西勒，在1月里所作的报告中声称工资自1790年以来已经增加了三四倍，这个说法并不算过分夸大：
一个工人或一个搬运夫，过去每天挣4里弗或5里弗，现在每天能赚到20到24里弗，有时还要多一些[25]。
我们发现烘面包的工人拒绝接受每周15里弗的工资（包括食宿），而在不久以前，他们的工资还只有8里弗；巴黎省直到3月还为建筑工人规定了多于1790年一倍以上的工资标准；即使在军火工场，虽然政府有降低工资的意图，我们仍然能听到工人工资已经涨到1790年的二三倍或四倍[26]。
但是艾贝尔和他的朋友们在3月被消灭了；他们一被肃清，当局所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来实行对工资加以限制的1793年9月的最高限价法。
同时，他们采取了有力措施以制止工资的继续增长。
4月，烟草工人代表到市政厅请愿，改组后的罗伯斯庇尔派巴黎公社国家代表柏依安援引禁止工人集会的霞白立条例，把这件事交给警察局，警察局逮捕了5个人。
而别的罢工和工资要求接踵而来，其中包括泥水匠、面包工人、宰猪工人和码头工人等。
除了逮捕更多人以外，公社还威胁着要起诉下列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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