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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阿尼埃斯·贝尔娜的妇女因为参与1793年的**被判处两年徒刑[13]；不过，妇女实际被捕的人数——约为被捕者的八分之一——并不能充分反映她们在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另一个特点是被卷入的厨师和家庭仆役的数目较大；在被捕的工资劳动者中（在有记录可查的那些人中占五分之三），事实上绝大多数是仆役、码头工人和其他非熟练工人或一般工人，而不是传统手工业的帮工[14]。
共和国第三年牧月（1795年5月），在群众反对罗伯斯庇尔的热月继任者的伟大起义中，重新出现了大批的妇女和工匠。
在这方面，这次**和1789年10月那一次有显著的相似之点，那时，巴黎人向凡尔赛进军，具有抗议面包缺乏和把国王带回首都的双重目的。
在这两次事件中，市场和郊区妇女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并且，紧接着妇女为面包而暴动之后，就是编入国民自卫军队伍的商贩和工匠们的起义。
在牧月事件里，这个特点反映在因参加这次**而被捕的市民名单上：和人数虽少却有相当影响的妇女在一起的，我们看到有很多作坊老板、独立工匠和各行各业的帮工[15]。
从这一简单的回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者和起事者在成分上的共同之点，也能看到某些显著的差别。
共同之点自然是除去一次以外，在所有这些**中，都是无套裤党占重要地位。
不过其他社会成分也起了某一些作用：在共和国第四年的葡月事件中尤其是如此；这里边也有少数资产阶级、租金收入者、商人、公务员和专门职业者参加了破坏关卡（可能是罗亚尔宫奥尔良派直接派遣的人）、攻陷巴士底、马尔斯教场事件、进攻图伊勒里宫和牧月的暴乱[16]。
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在进军凡尔赛、1792年到1798年的粮食暴动和牧月事件中，妇女的作用特别明显。
这当然完全不足为奇，因为在这些事件中，粮食价格和面包、牛油等问题完全是主要的；我们看到，在最后发展成为马尔斯教场大屠杀的本质上属于政治性的运动中，妇女起的作用就不太显著；至于主要是军事行动的进攻巴士底和图伊勒里宫以及从国民大会中逐出吉伦德党议员们的事件中，妇女的作用当然就更小了。
再有，虽然工资劳动者在所有这些事件中都起了实际的作用，但他们只在唯一的一次重要暴动中起了显然是主要的作用，这似乎就是圣安东郊区的累维伊扬事件。
这个原因并不难发现，因为这次事件虽然不能说它是罢工或工资运动（累维伊扬自己的工人似乎并没有参加），但它是唯一带有一点工人和雇主之间直接冲突痕迹的行动。
还有一点无疑也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手工业者——无论是老板、独立工匠或帮工——在某些暴动中比在其他暴动中显得更突出。
当一个小手工业区大部分被卷入暴动——像老城区被卷入1787年和1788年的暴动及圣安东郊区被卷入其他许多暴动——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但这似乎也是比较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如马尔斯教场事件和武装进攻巴士底、图伊勒里宫等——的一个特点，这时主要推动力无疑是小店主和作坊老板，他们在许多情况下都带着自己的伙计、帮工和学徒一起参加。
与此有关，也许值得注意的是，某些行业如装修、建筑、五金和制衣各业的成员，特别具有持久的战斗精神。
在所有这些人中，最突出的是制锁匠、细木工、家具制作工、鞋匠和裁缝；其他常常表现较突出的是石匠、理发师和雕刻匠；在从事于相对非专门技术行业的人当中，有酒商、运水夫、搬运工人、厨师和家庭仆役。
工场（纺织、玻璃、烟草、花毯和瓷器）雇用的工人们，除网纱工以外，在这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都不太显著[17]。
对于这些记录的研究证实了一种传统的看法，即最经常和最热心参加革命暴动和起义的巴黎地区是圣安东郊区和圣马瑟勒郊区。
圣安东郊区的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该区的工匠和帮工曾发动并控制累维伊扬暴动、巴士底的攻占和王室的推翻，在1793年5月至6月的革命和牧月的群众起义中也起了突出的作用；事实上，我们从警察报告中看到，只有在1787到1788年的事变和马尔斯教场事件中，圣安东郊区才没有起很大作用或根本没有起作用。
圣马瑟勒郊区固然在1788年9月到10月的**中有一些实际的贡献，并且也派出了一些义勇队参加围攻巴士底，然而它只是在1791年春季和夏季才开始起有真正的突出作用。
此后，它在1792年8月和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以及牧月暴动中所起的作用仅次于圣安东郊区[18]。
当然，在葡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虽然有产者和“温和派”
当时甚至已经掌握了有名的各区，但是，带头和掌握主动的不是这两个区，而是传统的属于资产阶级的累珀累提尔区（图书馆区）和布特·代·莫兰区（罗亚尔宫区）。
另外，圣安东郊区的盲人收容院区，却表现了自己的特色，单独派遣了一支武装义勇队去对抗反革命的叛徒。
但是，即使能够证明，除去最后一次以外，在所有革命暴动中占压倒多数的参加者都是巴黎无套裤党人，可是，究竟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认为是代表他们来自于其中的社会集团呢？泰讷和他的追随者虽然不否认在革命群众中有商贩、工资劳动者和城市贫民，然而却坚持革命群众中的主要成分是“流浪汉”
“罪犯”
和“无家可归的人”
[19]。
考虑到流浪汉、小偷和失业者在各个革命阶段对大小有产者造成的恐惧，那么进行这种攻击也许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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