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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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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它迫使一切民族——假如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
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约半个世纪之后（1903年），万里长城之内的青年鲁迅在《自题小像》的诗中以一句“灵台无计逃神矢”
沉痛地应和了马恩的话。
如王汎森先生所言，鲁迅的诗“充分道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在西方势力覆压之下的困境”
。
[1]
西潮东渐以前，中国的发展基本上遵循一种“在传统中变”
（gewithintradition）的模式。
[2]实际上，尽管西方自身在19世纪20世纪也充满变化，有时甚至是剧烈的变化，但对西方来说，即使是与传统决裂，仍可以是在传统中变。
而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西潮冲击下的近代中国却已难以维持，因为西方要迫使全世界跟着它变。
在西人的引导之下，中国士人逐渐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并非只是靠其工艺和科技，在此之后尚有更重要的制度和观念。
对中国而言，仅仅是要生存，用当时人的话说，就是要保存中国的种姓和国粹，也不得不至少学习造成西方强大的那些秘诀。
虽然各人的具体理解和表述并不一样，“向西方学习”
的确是清季以来中国士人的共识。
一旦中国人接受这样一种西方思维，其所寻求的改变就只有遵循一个向西走的方向，也就只能是在传统之外变（gebeyondtradition），甚或有意背离传统而变（geagainsttradition）。
如果把近代中西文化交往视作两大文化体系的竞争的话，则中国一方正如罗荣渠先生指出的，是“打了大败仗，发生了大崩溃”
。
[3]中国士人本来是以文野分华夷，自认居世界文化的中心，而视洋人为野而不文的“夷狄”
，到后来则主动承认西方为文明而自认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从开始的降节学习“夷狄”
之“长技”
发展到倾慕“泰西”
的学问、蜂拥出洋游学。
观此可知中国文化在这场竞争中的失败有多彻底。
今人早已视留学为正途，但对有血气的近代中国士人来说，就像胡适在《非留学篇》中所说的：“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
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
胡适曾形象地描绘说：当中国酣睡之时，西人已为世界造一新文明。
“此新文明之势力，方挟风鼓浪，蔽天而来，叩吾关而窥吾室。
以吾数千年之旧文明当之，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败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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