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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已提出：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在自身演变出现危机时，恰遇西潮的冲击而解体，拉开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序幕。
社会结构变迁既是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
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群，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
废科举的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
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直接导致了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这里自然还有许多其他原因，比如新型的金融业、工商业等的出现等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3]
本文主要依据晚清山西一位乡绅（这里的绅是与官对应而言）的自述，简单考察分析科举制从改革到废除对一个身处既不十分“开通”
，又不十分闭塞，且相对富庶的内地（山西省太原、太谷二县）并基本以耕读为业的儒生型乡绅及其家庭生活的直接影响；并进而通过这位乡绅之眼观察由此引起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四民社会解体前后的一些现象，希望能从感性层面增进我们对这一社会剧变的认识和了解。
这个自述就是山西太原县清代举人刘大鹏（字友凤，1857-1942）所著《退想斋日记》。
[4]从1890年到1942年，刘氏记日记凡51年，现存41年，本文特别注重废科举前后那二十年间的记载。
刘氏早年也有青云之志，他的日记，与大多数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日记一样，是有意写给人看的[5]；故记载的内容和表述的观念，都不免有故意为之的痕迹。
中岁以后，随着鹏程万里梦想的渐次磨灭，日记给人看的可能性日减，直抒胸臆的成分日增，对史学研究的价值也就远非一般写给他人看的名人日记可比了。
刘家世居太原县，刘大鹏本人在科举制废除前后一二十年间则在太谷县一富商家塾中任塾师。
太原是山西的首县，太谷则是富甲山西的商业集中地区，刘氏一生所居均属于中国内地经济条件较好且信息较流通的区域。
他眼中山西与北京、开封等地在晚清多方面的差异，从信息传播和信息掌握的角度提示了近代中国各地思想和心态发展不同步这一现象的第一手依据。
刘大鹏生于咸丰七年，少历同治“中兴”
时期，成年后目睹光宣时的日渐衰落，与其大多数同龄士人一样，总有今不如昔之感。
他回忆中同治年间时“吾乡到处皆家给人足，气象甚觉丰隆。”
光绪三四年间山西遭到大凶荒，“人民去其大半，所留者多贫不能支。”
从此境况就未能恢复。
刘氏所在地区的衰落也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他所居之乡，因“务农者十之一，造纸者十之九”
，家无余粮，平时或比一般务农之家稍好，唯特别不耐荒年。
光绪初年的大荒，“造纸人家饿死者甚多，务农之家未能饿死一人。”
[6]鸦片是山西变穷的另一大原因，据刘氏观察，清季时吸鸦片者已达“十之七八，不吸者十之一二”
。
这个数字或许不那么准确，但吸鸦片者众应是无疑的。
后来种鸦片者也日多，因其利厚。
不过，种鸦片者与造纸者在家无余粮方面正相同，仍不耐荒年。
一遇荒年粮价猛涨，便有饿死之虞。
[7]
像多数传统的士一样，刘氏以观风觇国为己任。
他注意到，秋成报赛是山西一直实行的古礼，“年谷顺成而始为之”
。
道光年间晋祠镇一带举办抬搁送神者共十三村，中间因太平天国事停顿，后又办，但到光绪七年（1881），同一区域有财力举办抬搁者仅六村，已不及前半。
故刘氏“于此见农家之景况，较前远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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