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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见刘成禺：《世载堂杂忆》，2～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7]《论我国学校不发达之原因》，载《申报》，1909年5月24日，1张3版。
[8]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897年2月16日，69页。
[9]而且，在四民“分工”
意识被实际接受的社会里，读书多为求仕途之“上进”
，无意此途的农民通常缺乏需要识字、算账的“自觉”
，而将此功能划归读书人。
这是民初乡村教育总不那么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详另文。
[10]《霸县新志·礼俗》，1934年铅印本，转引自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36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1]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1926年），见《彭湃文集》，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按《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至少有两种版本，文集称其所据是广东省农民协会1926年10月出版的单行本，本文所引这段叙述在稍早《中国农民》刊出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尚不存在。
[12]鲍祖宣：《国难时期的妇女教育》，载《女子月刊》，4卷1期（1936年1月），26页。
王奇生在其《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中已引用此文部分内容，收入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下卷，558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13]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见《彭湃文集》，110页。
[14]问天：《述内地办学情形》，载《教育杂志》第1年第7期，621页。
[15]马儒行：《述吾乡之小学教育及民众教育》，载《乡治》2卷2期，2～3页。
[1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54页。
本文两引钱穆的见闻，皆与他处不同，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觉比一般时辈更好，或也来自其与众不同的经历乎？
[17]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载《中国农民》，第1期（1926年1月），59页。
刘大鹏几乎同时的观察很能印证这一见解：该乡的官道社演唱傀儡小戏，“每户出钱至三元、五元不等，率皆情愿”
；而由村公所分摊捐款，“每户一元、两元，上户则七八元、十数元不等，乃竟未免有怨声”
，村长不得不寻求他这样的士绅来帮助解决困难。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27年5月2日，353页。
[18]胡适：《归国杂感》（1918年1月），见《胡适文存》，卷四，10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
[19]傅斯年：《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1950年），见《傅斯年全集》，第5卷，19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20]何刚德就说，科举时代，“秀才训蒙学，资馆谷以终身；卒未闻大家有闹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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