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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帝王统治变为“千万无赖之尤”
的混治，恐怕是导致后来所谓“社会矛盾激化”
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废科举不过是20世纪一系列“斯文扫地”
活动的开端。
当乡村社会的斯文扫地渐成定式之时，各类新型的乡绅也会成长起来，其中固然包括使乡村“黑暗”
的劣绅，也会产生出一些不代表“斯文”
但行使着传统乡绅之基本正面功能的人，例如“修桥补路”
一类社区事务的组织（通常也包括民间信仰方面的组织）。
随着“乡绅”
的来源逐渐改变，基层的“士治”
可能变为新型的“绅治”
。
在整个世纪的系列斯文扫地活动之后，乡村既遭受了疏离于“知识”
的痛苦，也会开始真正尝试一种无士的自治生活。
[5]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1期
[1]郑振铎：《且慢谈所谓“国学”
》，载《小说月报》20卷1号（1929年1月），10页。
[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26年4月24日，322页。
[3]王奇生称之为“国家政权的下沉”
（参见王奇生：《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见《中国社会史论》，下卷，574～587页），然“党”
与“国”
之间除共性外，也还有紧张的一面。
[4]在国民党涉及地方的档案文献中，“土劣”
一词出现非常频繁，最初或不过是“土豪劣绅”
的缩写，后来则不免带有土著的“地方性”
含义，多少反证出“党治”
人员那外来异客的特点。
[5]从根本上言，与废科举相关的近代社会重构固然产生出大量的社会问题，同时也给包括读书人在内的各社群带来了一些发展的新机，无士的乡村自治生活恐怕就是一个集正负两面于一身的“发展中”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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