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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化论影响下的近代中国，这等于是宣判了章在思想界的“死刑”
。
故胡对章捧得虽高，封杀得也不留丝毫余地。
在他笔下，颇有“成绩”
的章太炎终因其“反背时势”
而不能脱“失败”
的结局。
[2]
这样，知识分子有意无意间也对其自身的边缘化做出了“贡献”
。
由于尊西崇新已成清季民初的主流，新兴知识分子与遗留的士两者之间如果出现竞争，通常是前者取胜。
但当知识分子将传统的士挤到社会的边缘时，他们实际上也促成了整个读书人的边缘化。
士为四民之首意味着士在社会上扮演领导角色，四民社会解体后知识分子因其浮动性和边缘化却未能完全接替这一社会的领导角色，近代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的地位实明显不如当年的士。
科举制废除所造成道治二统两分的直接后果就是其载体士与大夫的分离。
清季所设学堂，最初不过是要养成新型的“大夫”
以应付新的局势。
特别是京师大学堂，入学者本是官员，在功能上近于新型翰林院。
且清季士人心态已变，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时就主张读书不为做官。
他在1904年对新进士金梁说：“京师人才所萃，来者皆志在得官。
君当以求学问为先，官岂可求，惟学问必求而始得尔。”
[3]可知彼时不仅政治中心与论说中心两分，而主事者竟然以为分开才是正常，士人观念已大转。
民国后学生已平民化，蔡元培校长后更要驱除“科举时代思想”
，提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
。
[4]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若大学仅为学术研究之机关，而不再是官吏养成之地，则有良好训练的官吏又从何而来？从清季到民国的政府及彼时读书人，显然未能认真考虑此一重大问题。
科举之时，士是大夫的来源，大夫也是士的正当职业。
如今士与大夫分离，前者变成主要议政而不参政的职业知识分子，则势必出现新的职业“大夫”
即职业官吏。
科举既去，又无新的官吏养成体制，意味着为官不复要求资格。
民国官场之滥，即从此始；国无重心，亦因官场之滥而强化。
中间主干之位既虚，遂给边缘人造成机会。
由于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使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原处边缘的各新兴社群开始逐渐进据政统。
近代军人、工商业者和职业革命家等新兴权势社群很快因“市场规律”
的需求而崛起。
在中国的选官制度已去，而又没有真正引进西方的选举制度时，新的大夫渐渐只能如梁启超所说，多从不事生产的社群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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