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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既然不从士来，传统的官吏生成方式即只剩“出将入相”
一途。
军人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似乎已成必然之势。
费行简所说的“民国成立，军焰熏天”
，便是时代的写照。
有人曾与报人王新命谈选女婿的标准，要“三十岁以下，又成名又成业者，且非军人。”
王回答说：“在科举已废的今天，三十岁以下能够成名成业的非军人，实不可多得。”
[5]这正是典型的时代认知。
不过，将并非都能相，“出将入相”
也终非正途。
王新命的话，其实也不无士大夫意识的残存。
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显然忽略了近代从边缘走向中央的另一大社群——工商业者，特别是近代渐具独立身份认同的绅商。
[6]在革命已成近代中国的伴生物的时代，更出现了像孙中山那样的职业革命家这一新的社群。
[7]不管读书人主观上是否有与这些新兴社群争夺社会权势的愿望，它们的兴起在客观上促进了读书人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
“官不如绅”
的现象在晚清已渐出现，咸同时期办团练是一个“上进”
的捷径，而团练是地方性的，只能由在籍的绅士办理。
也就是说，这条路对没有转为绅的官吏是不通的。
太平天国时期军事行动的飘忽无常以及一些团练的官方化，使得官府在所谓地方公事方面也不得不经常依靠绅士的配合。
在教育方面，书院虽由地方官控制，但山长却必须由士绅担任。
从社会层面言，后者所得是实利。
到清季实行新政时，更常常是任用绅士多于任用官员。
据冯友兰回忆，他的父亲清季在武昌为官时，就有朋友“劝他辞去湖北的官，回河南当绅，说绅比官更有前途。”
这已渐成一种时代认知，所以“当时有不少的官，跑到日本去住几个月，回原籍就转为绅了”
。
[8]
在科举制废除之后，绅的地位更增，其中商人又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成分。
到民国时，商人地位的上升更明显伴随着一种“思出其位”
的强烈政治参与感。
杨荫杭在20年代初观察到：“民国以来，官之声价低，而商之声价增。
于是巧黠之官僚皆加‘办实业’之虚名，犹之前清买办皆捐‘候补道’之虚衔也。”
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他称为“商客”
（相对于政客）的新群体，他说：“中国真正之商人，皆朴实厚重，守旧而不与外事。
其周旋官场、长于奔走开会者，大率皆商客也。
故商客有二种：一曰官僚式之商客，一曰流氓式之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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