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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重要的社会功能。
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士为四民之首的最重要政治含义就是士与其他三民的有机联系以及士代表其他三民参政议政以“通上下”
，而科举制正是士与其他三民维持有机联系的主要渠道。
传统中国士人是以耕读为标榜的，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然后到城市为官。
而做官之人或候缺或丁忧或告老，多半要还乡。
人员的流通意味着信息、资金等多渠道的流通。
概言之，科举制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实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
在新教育体制下，大学（一段时间内也包括中学）毕业基本在城市求职定居，甚至死后也安葬在城市，不像以前一样要落叶归根。
这意味着以前整个社会的循环流动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中止，其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即中国的城乡渐呈分离之势。
据章太炎所见，因读书人不返乡造成的近代城乡之别也始于兴学堂。
盖兴学堂主之最力者为张之洞，他在湖北设学校，“讲堂斋庑，备极严丽，若前世之崇建佛寺然”
，而他省效之。
太炎以为，“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
。
给学生以优厚待遇的本意在劝人入学，但“学子既以纷华变其血气，又求报偿，如商人之责子母者，则趣于营利转甚……以是为学，虽学术有造，欲其归处田野，则不能一日安已。
自是惰游之士遍于都邑，唯禄利是务，恶衣恶食是耻。”
不仅不能任艰难之事，其“与齐民已截然成阶级矣”
。
[14]
可知后来逐渐引起世人注意的读书人之“脱离群众”
，部分也因传统的耕读生涯的中止所致。
而太炎最敏锐最深入的观察，则是我曾引述过的“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
；更由于“城市自居于智识阶级地位，轻视乡村”
，就产生了城乡“文化之中梗”
。
[15]作为教育改革的产物，“智识阶级”
不仅自成一个社群，并成为一种象征，反映出近代空间格局的转变，以及相应的从资源分配到社会心理的转移，也代表了一种因应此类转变的群体人为选择，隐喻着全方位的城乡文化差异。
民初的知识分子学西人提出“到民间去”
的口号，正是那时城乡已分离的明证。
但这个问题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得到时人的重视，也没有产生出什么对应的措施。
城乡分离使社会情形更趋复杂，读书人既然留居城市而不像以前那样返乡，乡绅的社会来源遂逐渐改变。
乡绅中读书人比例的降低意味着道义的约束日减，而出现所谓“土豪劣绅”
的可能性转增，这是乡村社会秩序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大鹏在1926年注意到：“民国之绅士多系钻营奔竞之绅士，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
，真“够绅士之资格者，各县皆寥寥无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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