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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有问题发生，此两机关几无不效劳者，殆药中之甘草欤？”
以前商人见面，皆说本行之事。
如今则“身为商人，偏喜谈官场之事；身为洁白之商人，偏欲干预官场龌龊之事。”
官吏之除授，“商人为之挽留、为之拒绝”
；官职之设废，“商人出而建议、出而攻击”
。
与新社会行为伴随的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新的价值观念：“昔人以市井为小人，今日以市井为圣人。
圣之则拜之，拜之则效法之。
于是举国上下，皆以市道行之。
宣传者，广告也，市道也。
商贾谓之广告，不商不贾而登广告，谓之宣传。”
[11]
如果杨氏所说的宣传与广告的关系可确立，则商人的参与政治恰给民国政治行为打上了他们特殊的烙印。
以政治兴趣为主的“商客”
这一政商之间边缘小社群的出现是民国社会（以及政治）非常值得研究而尚乏关注的现象。
开会发电报等新行为可以成为一些人社会地位上升的凭借，尤其具有提示意义。
从杨氏充满挖苦的口吻中不难看出科举制废除后原来与读书人关系最紧密的政治现在却成为一些商人的兴趣所在，且至少部分为商人所盘踞；而逐渐开始退居社会边缘的读书人对此不仅感到不习惯，更甚不满意。
四民社会本是一个有机组合，士的消失与其他三民的难以维持其正业有相当程度的关联。
商人与军人等传统边缘社群的兴起只是“正统衰落、异军突起”
这一近代中国的显著特征在社会结构变迁之上的部分体现，与此同步的还可见一些居于各民之间的新边缘社群的出现。
同时，伴随这些社会变迁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而迄今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现象，即原有的政治、军事群体的社会组成及其行为都逐步呈现非常规化。
比商人和军人积极政治参与更加突破常规的，是“游民”
和“饥民”
这类新边缘社群对政治军事的参与。
科举制刚废除时，刘大鹏已经注意到“世困民穷，四民均失其业”
的现象，他也已提出“四民失业将欲天下治安，得乎？”
的问题。
[12]约二十年后，杨荫杭发现当时的情形已更严重：“有土而不能农，有巧而不能工，有货而不能商。”
鲁迅在1907年已观察到，“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
。
杨氏更发现“人民无事可为，于是乎多游民；人民生计断绝，于是乎多饥民。
饥民流为盗贼，盗贼编为军人，军人兼为盗贼。
游民流为地棍，地棍选为议员，议员兼为地棍。”
[13]既存社会结构已解体，而新的社会结构尚未稳固确立，整个社会遂渐呈乱象。
科举制本具有“通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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