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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士人状况如此不佳,国家前途还只能肩负在他们身上,这是一幅怎样令人困惑的图景!
其实不论什么时代,读书人的状况总是千差万别的。
即使儒生,也很早就有“君子儒”
和“小人儒”
、“乡曲之士”
和“天下士”
等区分。
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本是理想型的读书人;而以“干禄”
为读书目的者,也从来不少见。
中共的瞿秋白也注意到五四运动后读书人成分的转变,并提出“知识阶级究竟是什么东西”
的问题。
据他分析,在“中国式的环境里”
,知识阶级已分为新旧两类,旧的是“宗法社会的士绅阶级,当年或者曾经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新的则是“欧风美雨”
的产物,从学校的教职员到金融实业机构的职员,以及“最新鲜的青年学生”
,其中“学生界尤其占最重要的地位”
。
[16]瞿氏虽使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术语,基本还是以新旧分,重要的是他指出了一个越来越为多人接受的观念——“读书人”
本是一个由不同小群体所组成的大社群。
陈独秀稍早在探索中国政治不良的责任时,也认为国民决定着政治的优劣,故“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
。
[17]这里当然可见清季“新民”
说的延续,但他和许多侧重改造国民性的新文化人(如鲁迅)一样,似乎都更接近梁启超后来的见解,即主张由觉悟了的读书人来改造国民(国民党后来实行的“训政”
,大体也表现出类似的思路)。
尽管新文化人在意识层面想要与民众打成一片,无意把社会分作“我们”
与“他们”
两部分,但其既要面向大众,又不想追随大众,更要指导大众,终成为难以自解的困局。
[18]而这些逐渐被视为“百无一用”
的书生,却仍不能推卸救国救民的责任。
[1]参见余师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见《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33~50页,台北,三民书局,1992;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191~241页;王汎森:《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275~302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
[2]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89~90页。
[3]白话道人(林懈[獬]):《〈中国白话报〉发刊词》(1903年),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603~6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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