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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国事之坏，责任不在他们而在我们”
，也“只有责备自己”
。
可以看出，梁启超在自责的同时，又自我承担起国事的责任。
且不论这是否意味着他最终放弃了让人民自己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取向，但显然已更强调读书人的责任。
然而，过渡时代读书人的自定位和社会定位的转化是延续的，梁启超的困惑亦然。
他承认自己“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
，而前者更甚。
他常梦想政治清明，能够“容我专作学者生涯”
；同时又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
。
所以，“我觉‘我’应该做的事”
，就是像年轻时一样“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
。
所谓“学者生涯的政论家”
，看似一种鱼与熊掌兼得的状态，其实就是用已经发生转变的读书人定位意识，来看待以前读书人的常规责任。
那个区别于实际之我的引号中的“我”
，便更多是社会定位的“我”
，多少带些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
意味，既是自我，又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
所推动，鲜明地呈现出梁启超那种不得不如是的徘徊感。
其他不少人也有非常相似的心态。
章士钊的政治立场与梁启超不同，他在“五四”
前也说：中国建国之道在于人人“尽其在我”
，但仍须“读书明理、号称社会中坚之人”
起而带头，负起整理民族、建设新国家的责任。
用他的话说，就是“知吾国即亡，而收拾民族之责仍然不了”
。
[14]这基本是复述梁启超所说的“虽中国已亡，而吾侪责任终无可以息肩之时”
，但那种想要指导人民的自我承担气概，表现得更显著。
问题是，当时读书人的状况似不使人乐观。
陈时在同时就感觉“吾国士大夫之不悦学，莫今日若”
，因此导致“思想趋于偏隘，学殖益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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