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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靠拢。
[3]
清季的一个根本变化，就是朝野都开始疏离于小政府的传统思路。
面临退虏送穷时务的“国家”
，不得不从无作为向有作为转化，始或扮演提倡、督促和推动的角色，继而就必须是政府自己作为（而不能仅是引导），且当下就要有作为，甚至很快发展到处处需要政府作为。
这样的“近代国家”
政治观念，与“不扰民”
的小政府政治哲学根本对立，几乎没有妥协的余地。
而且，对各级政府而言，新政的开支基本是额外的支出。
如梁启超所说，“各省所入，其支销皆已前定，而未有一省入能敷出者”
。
[4]各省如此，中央亦然。
那时很多人说，中国财政紊乱，是因为没有外国那样的预算制。
但中国此前的财政收支，大体还是在不作为的基础上以出量入，再量入为出。
开始引入预算的一个附带效果，却是使督抚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财政困难”
的严重程度。
江苏巡抚程德全就发现：“一经预算，不但按年出入所亏甚多，即按月所亏者亦不少。
寅食卯粮，将何以济？”
[5]
这的确是个实际的问题，小政府的府库中不能有、实际也没有大量的积蓄。
当年新政的举措，可以说样样需要钱，且每一项都要大量花钱。
要举办各种新事业，就只能“筹款”
。
那时人人都知道钱不够，关键是不够的钱从哪里来。
中国一直是个农业社会，政府的主要赋税来源也是农业税。
除非长期积累，仅靠农业税入，很难应对大型的公共支出；若税收往非农业方向大幅度发展，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大变，必然冲击以“耕读”
为核心的整体文化。
[6]
以后见之明的眼光看，晚清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努力，还是颇见成效的。
国家岁入（中央和各省政府收入）大致从鸦片战争后的四千万两，到甲午战争后的八千万两，再到辛亥年的约三万万两，其中大部分来自非农业税收。
[7]按照盛宣怀的想象，中国只要参酌日本的“理财之法，尽力于农矿工商，不必过于苛刻，富强可立而待”
。
[8]然而除商业外，各类非农业的开发都颇需时日（尤其当时关税不能自主，在中外经济竞争中也难以保护本国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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