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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约1919），台北“中研院”
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
[21]《政治会议议员任福黎提规复文庙建议案》，原案录在《政治会议议长李经羲为规复文庙祀孔呈》（1914年2月11日），见《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文化》，7～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22]丁文江：《中国政治的出路》，载《独立评论》第11号（1932年7月31日），5页。
[23]傅斯年：《教育崩溃之原因》，载《独立评论》第9号（1932年7月17日），5～6页。
[24]参见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载《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
[25]傅斯年在“五四”
时便观察到，由于“社会的旧组织死了，所以没有维系与发展社会的中心能力，所以社会上有个散而且滞的共同现象”
。
傅斯年：《时代与曙光与危机》（约1919），台北“中研院”
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
[26]最具象征性的表述，就是傅斯年提出的：“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
‘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1919年9月5日），见《新潮》，2卷1号（1919年10月），205页，上海，上海书店，1986影印。
[27]参见傅斯年：《中国现在要有政府》，载《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6月19日），6页。
[28]涛鸣（吴宪）：《定县见闻杂录》，载《独立评论》第4号（1932年6月12日），17页。
此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梁心同学提示。
[29]所谓的“黄金十年”
，是很长时间里学界中相当一些人对抗战前十年的描述。
一项早期的研究，参见ArthurN.Young，ation-Buildi，1927-1937，Stanford:StanfordUyPress，1971.
[30]例如，前引赵尔巽试图革除的绅首包揽厘税，便是历时不长的新事物，以前的正绅是不允许也不屑于涉足税收一类事务的。
而今日所谓“地方菁英”
参与类似事务，往往被视为国家涉入地方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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