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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严复：《辟韩》（1895年），见《严复集》，第1册，35页。
[7]《严复手批沈瑶庆奏稿》，收在习近平主编：《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400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8]邓实：《鸡鸣风雨楼政治书》（1905年），见《光绪乙巳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三》，页1a-1b（卷页）。
[9]梁启超：《痛定罪言》（1915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6页。
[10]秋桐（章士钊）：《救国储金》，载《甲寅》1卷8号（1915年8月），6页。
[11]此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薛刚同学提示。
他认为，正因以“道”
为依据，传统中国的“公”
不必仅是介于国与民、上与下的中间部分，而是在国和民之上、之外、之间，以士为主体；道的意识形态与学田、族田一类微观建置直接相连。
说颇新颖。
[12]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载《新青年》7卷1号，14页。
[13]沃丘仲子（费行简）：《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8辑，1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14]边缘知识人的兴起，部分也是在取代此前士绅的承上启下地位。
参见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载《二十一世纪》，第6期（1991年8月）；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见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191～241页。
[15]此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果同学提示。
实际上，晚清“造国民”
的言说本是多元的，朝野间都曾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即“国民”
必爱国，首先就体现在愿意输将（且多纳税还较愉悦）和当兵（保卫国家）之上，却不一定强调不论个体还是群体的“民权”
。
[16]此承王汎森、沙培德（PeterZarrow）两兄以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梁心同学提示。
关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参见PeterZarrow，AnardesePoliticalewYork:biaUyPress，1990.关于民初的“造社会”
取向，参见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
论——从两份未刊残稿谈起》，载《中国文化》1996年2期。
[17]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1901年6-7月），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44页。
[18]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1915年2月），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67页。
[19]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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