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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避免了过去在苏联有关著作影响下形成的理论的论述与制度的论述相分离的现象，构建了教育通史著作写作结构的新模式，从而能更好地反映出教育家的思想与他所处国家和环境的关系，以及与当时教育实践之间的关系。
这样就为更深入、更易为读者理解地阐述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科学的方法论是分析和研究历史问题的生命线。
单一的阶级分析法和贴标签式的下结论方式，虽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受到人们的批评（例如，曹孚先生的《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但在极左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年代，真正做到多角度全方位地考察世界教育历史中的问题是不堪设想的事。
《通史》有幸正逢思想解放的改革年代，客观地分析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已成为可能，所以，综合地、客观地阐述了影响教育思想和历史事件的多方面的因素。
例如，对美国的杜威、贺拉斯·曼，俄国的乌申斯基等教育家的分析，不仅注意了他们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而且也着重地注意到彼时彼地的文化环境（如民族传统、思想潮流、宗教影响等），甚至还涉及教育家青少年时期的家庭状况、个性特点等，把教育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展示在读者面前。
读者由此可以更为全面地理解他的教育思想的来龙去脉。
对于某种教育制度的形成，也尽可能多方面地进行了分析。
第五，外国教育史作为教育方面的一门基本理论学科，与实用性或技术性的学科有很大的不同。
它不可能为现实中的具体教育工作提供现成的实施方案，它的研究成果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地产生某种经济效益。
然而教育史除了阐明史实和历史规律外，更能培养人们远大的教育眼光和较为深刻地领悟的能力；教育历史中的许多重要理论，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教育指导思想，许多教育管理措施也仍然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鉴于外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于现实生活的隐蔽而迂回的巨大作用，《通史》特别重视总结各时期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相互联系，也着意阐明重要教育家的思想对后世的广泛影响，把人类教育的过去、现在、未来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在结构上，《通史》也把与当今联系更为密切的近现代教育放在重要地位，给予了比古代教育更多的篇幅。
《通史》后四卷的“各卷引言”
以及全书的“结语”
高度概括地论述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重要教育史实间的相互关系和教育发展的规律及趋势，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和世界教育发展的光明前景。
作为我国第一部大型的外国教育通史著作，《通史》在许多方面没有前车可鉴；且作者多达数十人，从第一卷到第六卷的出版过程，历经数载，因此前后有不一致的地方。
例如，《通史》第一、二卷未设“本卷引言”
以及独有第二卷设“本卷结语”
等，都与后四卷不相统一；少数外国人名的中文译名也有前后不一致之处。
同时，由于篇幅所限，一些有重要教育影响的人物如法国的拉夏洛泰等未能涉及；某些资料的取舍也有值得进一步斟酌的必要。
虽然《通史》还不完善，但它集中和总结了过去外国教育史研究成果，实为一部难得的高水平学术著作；它为今后的外国教育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9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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