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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设学舍,开私人讲学之先,晚年潜心“六经”
的考订,把整理“六经”
的工作与教学结合起来,由此产生了丰富的教育思想。
修订“六经”
是孔子一生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周朝宗法制度的确立殷周之际的文化变迁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大变革。
《中国文化概论》和《中国文化史纲要》都把这个时代称为“从神本走向人本”
的时代。
这个时代从社会制度来讲,是由原始的氏族公社制社会逐步转变为贵族奴隶制的宗法制度社会的时代。
到周朝,宗法制度的国家已初步形成。
正如《诗经》所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周朝的维新,主要表现在宗法制度的建立上。
宗法制度的核心是嫡长继承、余子分封的继承制度。
维护这种制度需要一套调节人际关系的礼节和祭祀的制度,所以就产生了一套礼乐制度(或称“礼教”
)。
这种礼乐制度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并发展,影响了中国文化几千年。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是中国从耒耜农业向犁耕农业转化的时期。
在政治制度方面,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国家崩溃,郡县制、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逐步确立,诸侯割据,国家未能统一。
在经济上,由井田制过渡到名田制。
在学术上,诸子蜂起,学派林立。
西汉初期史家司马谈把“诸子百家”
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西汉末期刘歆则归纳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
实际上,儒、道、墨、法、阴阳是当时最主要的学术流派。
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能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取决于当时社会政治的变迁,也取决于学术界内部力量的聚积。
史家对此有很多论述。
梁启超在分析百家争鸣的原因时举出七端:一是由于蕴蓄之宏富;二是由于社会的变迁,宗法制度的崩塌,“前此为贵族世官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
[3];三是由于思想言论之自由,“周既不纲,权力四散,游士学者,各称道其所自得以横行于天下,不容于一国,则去而之他而已”
[4];四是由于交通之频繁;五是由于人才之见重;六是由于文字之趋简;七是由于讲学之风盛。
如此分析是有道理的。
百家争鸣的结果是互相学习、互相补充,学术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
还如梁启超所说:“诸派之初起,皆各树一帜,不相杂厕;及其末流,则互相辩论,互相薰染,往往与其初祖之学说相出入,而旁采他派之所长以修补之。”
[5]百家争鸣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该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辉煌时期,同时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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