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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其直接影响的有明末的徐光启（1562—1633）。
徐光启曾任崇祯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
徐光启阅读了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又译《万国舆图》）以后，非常兴奋，遂与利玛窦过往甚密，并且成为基督教徒。
他向利玛窦等人学习天文、历算等西方近代科学，并在国内传播。
他抨击“名理之儒”
不通科学与生产。
他对数学、天文、历法、农学都很有造诣，认为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
他和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测量法义》等书，最早系统地引入欧洲的数学和测量知识。
《万国舆图》
与利玛窦同时代相继来华的还有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庞迪我、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EmmanuelDiazJunior，1574—1659）、德国传教士邓玉函、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和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ohannAdamSBell，1591—1666）等。
他们都是采用利玛窦的方法，学汉语，穿汉服，翻译各种科学知识，为宫廷制造科学仪器，而且在仪器上刻上龙纹等中国图案，以迎合中国统治者的喜好。
到了清朝，罗马教廷辖下的耶稣会派了大量教士到中国，他们有的供职朝廷，任宫廷的画师，或在钦天监任职，有的结交中国士大夫，在传教的同时传入了西方科技知识和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音乐、绘画、雕刻艺术。
艾儒略撰写了《西学凡》一书，系统介绍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尤其是欧洲大学的文、理、医、法等科的课程、教学和考试等，开西方教育在我国传播之先河。
但是，西方传教士介绍的西方科学技术是有保留的。
他们引介到中国的科学技术并非当时16世纪西方文明的全部，而且对与其宗教信仰有冲突的内容采取秘而不宣的态度。
[1]例如，“日心说”
就没有介绍到中国来，《几何原本》也只翻译了前六卷。
西学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冲击
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不仅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而且对中国的传统思想冲击很大，特别是在宇宙观和思维方式上。
第一，西学打破了中国中心主义的思想。
中国的皇帝历来认为中国是天朝，处在世界的中心，视别的民族为蛮夷。
正如传教士利玛窦所描述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
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
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
[2]等到看了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图》，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中国不过是世界的一小块。
《山海舆地图》运用西方精确的经纬度制图法，突破了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
的绘图方法，不仅打破了中国人“天圆地方”
的观念[3]，同时打破了中国人夜郎自大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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