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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这样的一个录取过程，既体现了大学招生的自主权，又体现了学生的选择权。
但这种办法在我国行得通吗？首先，我国高校招生只凭一纸成绩，无须别的要求；其次，我国中学生没有养成自主选择的能力；最后，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诚信制度尚未建立，学生参加课外活动情况、申请书的撰写、校友的面试都可能弄虚作假，不能令人相信。
现在我国新的评价考试改革方案已经出台，正在上海和浙江两地试点，而全国实施还需时日。
六、传统陈旧的人才培养模式
正如《教育规划纲要》所说，我国教育还存在观念落后、方法陈旧的问题。
前面讲到的陈旧的人才观、质量观，必然会导致教学方法的陈旧、人才培养模式的僵化。
这与我国的传统教育有关。
我国现代教育是一百多年前从西方搬过来的，首先是学习日本。
清朝末年壬寅学制、癸卯学制都是源自日本，而日本又是从德国搬过来的。
因此，我国的现代教育一开始就打上了传统教育学派的烙印。
虽然1922年改用美国的学制，而且美国著名教育家、现代教育学派的鼻祖杜威自1919年到1921年在中国讲学两年有余，竭力宣传他以儿童为中心的现代教育主张，但没有动摇我国传统教育的传统。
因为传统教育比较适合长期处于封建时代并具有科举文化的中国。
新中国成立到“**”
开始以前，对我国教育影响最大的是苏联教育。
早在1948年秋，我国的旅顺中学就开始和苏联一所中学建立联系，着手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
1949年以后，我国确立了“一边倒”
向苏联学习的方针。
一方面，翻译出版大量苏联教育理论著作，最著名的是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几乎达到教师人手一册。
另一方面，聘请苏联专家来教育部、高等学校当顾问和讲学，传播教育经验。
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该校1950年就开始请苏联专家来校长期讲学，至1958年，先后请了十几位苏联专家到各系讲学，其中教育学、心理学专家就有8位。
他们基本上把苏联的课程搬了过来。
他们的讲义不仅是学生的教科书，而且是后来教师编写教材的依据。
苏联教育学强调以下几点：①教学是教育的基础。
②系统知识的传授。
因而在中国批判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及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陈鹤琴的活教育思想；③教师的主导作用。
凯洛夫认为“教师本身是决定教学底培养效果之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因素”
“教学底内容、方法、组织之实施，除了经过教师，别无他法”
[13]，因而确定了教师在教学中的权威性、主导性。
以上几点几乎都符合中国传统教育，所以被我国教育工作者牢牢地掌握。
对我国中小学教育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所谓“红领巾”
教学法。
1953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到北京女六中进行教育实习，讲授“红领巾”
一课。
苏联专家普希金听了这堂课以后进行评议，提出上好一堂课的要求，推荐了苏联课堂教学的“五段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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