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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开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大辩论外，师生还开展了“红与专”
的大辩论：是先“红”
后“专”
，还是先“专”
后“红”
，还是又“红”
又“专”
？高等学校的毕业生还专门听了陈毅关于又“红”
又“专”
的报告。
他用飞行员打比喻，深入浅出地讲述了“红”
与“专”
的关系，给大家的印象特别深刻。
辩论结束后，每个人都要写“红专计划”
，表明自己将来发展的方向和奋斗的计划。
“教育大革命”
遍及全国大中小学，师大附中也不例外。
为了对师大附中进行彻底改革，几乎撤换了原来的所有领导，由师大党委派出新的领导班子。
1958年5月，王焕勋到任，不久师大党委派了40名高年级学生到附中闹革命，贴大字报，批判了一批知名的老教师。
8月份开始整改，开始对学制、课程、教材进行改革。
我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派去的，同时还选派了10多名应届毕业生去担任各科教师。
在1958—1959年这段时间里，我们在附中进行了多种学制改革的试验，有九年一贯制（中学四年一贯）的试验，半工半读的试验，并编写了各种教材。
这种过“左”
的试验当然不会取得成功。
从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开始，全国进入了一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时期。
我们的改革试验受到北京市委的批评，因此就停了下来。
1959年开始转入狠抓教育质量的时期。
特别是1959年高考，福建省名列全国第一，北京市就坐不住了，狠抓北京四中、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几所学校的工作。
于是我们决定由陶卫抓高中的教学质量，并对毕业班把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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