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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山县白雀园镇龙寨村的红灯活动中，村民从祖上传下来的祷词中显示，红灯民俗歌舞活动在唐朝已经流行。
3．明代说
因朱元璋是立足于凤阳而在南京称帝的，沿淮民众的传说中自然少不了关于朱元璋的逸闻趣事。
凤阳花鼓的历时生发也与明代脱不了干系。
另外，据怀远常坟镇常广德收集的民间传说显示，花鼓灯的“岔伞”
是朱元璋与沿淮民众的“茶伞”
之转读。
4．宋代说
《凤台县志》记载：“花鼓灯历史悠久，宋代就流传在淮河流域的凤台怀远一带。”
这种说法被大多数文化工作者认同，但具体细节问题尚存争议。
针对以上几种说法，曾有学者谈了自己的看法。
如刘化文谈道：“其实花鼓灯艺术自淮河源头桐柏到洪泽湖，整个流域都有花鼓灯起源的可能，而各地流派代表人都生活在同一年代，年龄相近。
因此，花鼓灯只有流派之分，而无先后之说。”
（1）
上述观点都各有其依据，关键是亟待理念的重构，花鼓灯不仅是一种歌舞艺术，更是歌舞体系中注重歌舞艺术所彰显的群众文化，岂能某一地点、某一时间、某一缘由就能解释得了起源呢？“传统是一条河流”
，花鼓灯歌舞艺术品种和花鼓灯歌舞体系乃至沿淮歌舞艺术系列都是历代逐渐积淀而形成的，并一直处于渐进衍化的动态过程中，当下亦然。
因此，歌舞文化“同文不同期”
之所指应引起重视。
元明之后，淮河流域社会环境变化明显，这深刻地影响了民间歌舞艺术的发展进程。
1730年，朱元璋命令从全国各地向凤阳多次移民，这就促进了经济与文化上的交流。
限于规定，移民不得返乡，他们便扮作行乞艺人回乡探亲。
如清代浙江人王逋写的《蚓庵琐语》中记载：“我郡每岁必有江南凤阳丐者。
余尝问一老丐，云洪武中命徙苏、松、杭、嘉、湖富民二十四万户，以实凤阳，逃归者有禁，是以托丐潜回，省墓探亲，习以成俗，至今不改。”
（5）据《凤阳府志》记载，明朝凤阳的灾荒（水灾、旱灾、虫灾和风灾等）从未休止过。
“逃荒”
式生活遭遇正是“凤阳花鼓”
外溢交融的主因。
明朝“凤阳府”
的社会环境不仅对凤阳花鼓灯歌舞文化的构建有着深远的影响，也是“凤阳歌”
歌调、曲牌全国性传播现象的一大原因。
在某个历史时期，凤阳花鼓是作为区域歌舞文化（曾辖五州十三县，当时就包括沿淮大部分地区，就代表着当时的花鼓灯文化体系）的代名词而产生的，继而出现凤阳花鼓灯与花鼓戏的文化效应，尽管当下人并称其为“凤阳三花”
，其历史语境是有其具体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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