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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叔以他自己的方式告别了乡土，也告别了乡土的亲情伦理。
没有了小叔的乡土，当然少了一个捣乱的逆子，少了一个乡土亲缘文化结构的破坏者。
但是，没有了小叔的乡土，父亲与小叔的情感对台戏的热闹也就到头了。
正是叛逆的小叔，反衬了父亲的乡土伦理的坚守者的角色。
看上去，作家对父亲的想象，也并不是将其放在家国结构中的，如《白鹿原》那样，而是将其放在乡土日常的生活肌理里，置于家庭伦理结构中，对父亲的褒扬也是出于其对于伦理角色的担当，而对于小叔的贬斥也是出于对其伦理角色的失当，但是作者其实是将他们这一对矛盾，放在伦理文明的变迁上来看待的。
父亲步步为营企图坚守，但依然最终失败；而小叔步步紧逼，看似失德失伦，却最终大获全胜。
通过这一对关系，叙述者“我”
让读者看到了乡土社会在当代政治的大气候下伦理道德颓败的触目惊心。
父亲和小叔的人生纠葛，构成了《父亲和他的兄弟》这部长篇小说的张力结构。
这一结构的营造，将长时段的叙事时间跨度，以及纷繁的故事牢牢地聚集成了一个优美的整体；而他们之间关系的演变过程，正是一部意识形态冲击下的中国当代社会的伦理嬗变史。
三、情感暧昧的故乡之思
“我”
是父亲人生的叙述者、父亲和小叔故事的穿针引线者，也是整个故事的叙述者，但我同时是父亲的儿子，是小叔的侄儿。
我在叙述中具有了双重身份，扮演着双重角色。
“将身份用情感的方式来表达”
（1），这是人类话语表达中的自然现象。
在父亲与小叔的人生对台戏中，“我”
的情感天平自然倾向于父亲，把他塑造成为一个道德理想主义（2）的化身，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父亲人生的**裸的同情者。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中有一篇故事《颓败线的颤动》，讲述了一个做妓女养大儿子的母亲遭受儿子蔑视的故事。
其中母亲的愤怒，是通过自序来实现的。
在《父亲和他的兄弟》这部小说中，长兄如父的父亲对小叔忘恩负义的愤怒，是通过“我”
的叙述来表达的；是利用“我”
的叙述者的权力，通过将小叔丑角化来实现的。
“我”
作为小说中的一个角色，设身处地地感受着父亲的曲折和委屈。
父亲在遭受欺凌的时候，“我”
的内心在流血、情感在沸腾。
美国当代小说家卡佛曾说：“一个作家的工作，不是去提供答案和结论。
如果故事本身能回答它自己……这就足够了。”
（3）写实主义的情感零度理论，并不适合于评价这部小说中“我”
的情感倾向性。
因为正是通过“我”
的情感倾向性，作家暴露了他的如同父亲一般的重建乡土伦理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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