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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崇高理想始终如一，他坚决地抛开儒家处世的常态，勇敢地把自身的贫穷、显达置身于外。
他在《上宰相书》中说：“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
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
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
他认为：如果读书人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主张，却不能被朝廷用，就入山林归隐，这些读书人只是想独善其身而不忧虑天下的状况。
如果他真的有忧天下的心思，就不会这样做。
韩愈的一生正是在国家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并没有明哲保身，而是始终有一种“进取精神”
，为国家的命运而努力地工作着。
二、国家发展的人才储备需要伯乐精神
挤压人才，不尊重人才，在中唐时代是一种普遍现象。
韩愈感同身受。
韩愈早年在科举考试中饱受苦楚，因此从政后的韩愈就格外注重奖掖后进、选拔人才，对于被埋没的人才他常常为他们鸣不平。
《旧唐书·李贺传》云：“（李贺）父名肃晋，以是不应进士，韩愈为之作《讳辩》，贺竟不就试。”
对于有学识的青年才俊，韩愈一直都是关怀和赏识，他希望李贺能够参加科举考试。
但嫉妒李贺才华的人故意说，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晋”
与“进”
同音，李贺未有避父名之讳，所以不得参加进士科考试。
旁人也随声附和。
韩愈面对这一歪理，以犀利的笔墨为李贺抱不平，反问道：“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他进一步指出任意引申讳法，借机压制人才，就和宦官、宫妾一样，并毫不客气地批判了“避讳”
本身的不合情理和提倡避讳者的可笑无知。
韩愈在位时十分重视人才。
他为了推荐人才，敢于反抗旧势力，反抗特权阶层在所不惜。
这与他自己本身的个人仕途的曲折和遭遇也是分不开的，也使得他对于中晚唐士人们被压抑的内心苦闷的寻求仕途充满理解，他曾感慨道：“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
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盾寿。”
（5）他知道中唐的优秀人才虽很多，但处境都很艰难。
有些人才在科举制度下屡屡失败，有些人才中举却难有具体的实权，充下属而不能发挥自身的特长。
他也看到其弟子以及参与古文运动的文士大都郁郁不得志，仕途极少顺而通达。
所以韩愈也回顾道：“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
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
（6）他认为这种现象，对于人才的利用极为不利，所以他格外地对后进文士的成长和前途给予更多关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7）的使命感在他的肩上担当也愈加沉重。
韩愈并没有因为负重而后退，他不断推行伯乐精神，在实际工作中也逐渐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
首先，他对于科举面向全国的选拔制度格外重视。
他知道，一个王朝兴盛，离不开大量优秀的人才。
他清楚，在唐朝前中期，朝廷选拔人才都是通过科举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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