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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二是对于文学泛化以及新出现的文艺文化新现象、新问题，仅停留在口头关注上，而没有展开研究实践。
这种口头关注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有学人认为要积极关注新文艺文化现象，并且也意识到这种新文艺文化的新特质，但是未曾切实对这些新文艺文化现象文本进行分析，也不切实地对这些新文艺的生产、消费机制做深入、具体的“民族志”
式的研究。
另一方面，有学人也在积极关注文学泛化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但是以一种立法者的身份对这种新文艺文化现象做出批判，指责新文艺文化现象的种种局限，并且提出理想的新文艺文化规范，可就是没有去分析这些新文艺文化何以如其所是，也鲜从受众的角度考察新文艺文化接受和消费效应等重要问题，这终究是于事无补的。
对此，李春青有过一段精彩的分析，我们不妨引用于此：“知识阶层安之若素的那种言说立场已经失去了物质基础，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高科技、现代传媒、文化消费需求已然悄然无息地取代了知识阶层‘立法者’的社会角色，它们成为真正的‘立法者’。
经过长期启蒙精神的熏陶与文化普及而改变了精神状态的平民百姓成了新的‘立法者’的忠实拥护者，他们之间业已形成‘共谋’关系，而靠话语建构为社会立法的知识阶层实际上被挤压到了社会的边缘地位。
对于知识阶层来说，这当然是令人沮丧的事情，但这还不是其悲剧性之根本所在。
悲剧性的真正根源是那些精英知识阶层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这种社会境遇的根本性变化，依然认同着原来的社会角色，并且苦心孤诣地进行着话语建构。”
[75]与其以一种悲剧情怀去做否定性的批判，还不如改变策略，通过对这种新文艺文化的具体分析和阐释，提出具体的意见与建议，并通过各种渠道来多多少少地对它的生产、传播与消费产生一些影响。
三是将新文艺文化现象用作他国理论的例证，而不做切合语境的具体研究。
对此，谭好哲做了很好的总结：“有一些所谓学院派研究者和批评家则热衷于以追‘新’逐‘后’的心态操练从欧美引进的新潮理论，仅仅把中国的文艺实践作为证明其演练之舶来理论的例证，实际上完全脱离了对中国文艺实践的具体分析……不能解决任何实践问题。”
[76]不对文艺文化新现象、新问题做具体研究，直接套用他国理论的做法，表面上是做了研究，有时也能说出一些惊人之语，实际上却无论如何都有生搬硬套之嫌疑。
他国理论的引进终究不能替代地方性的知识生产。
诚然，面对文学泛化和借此出现的新文艺文化现象及问题，恐怕唯有介入参与才是文学理论的正途。
陶东风早已指出：“文艺学的出路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紧密关注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呼吁重新建立新的‘文学—社会’研究范式，弥补单纯的内部研究的不足。”
[77]陶东风之见或已逐渐成为共识[78]，然而时至今日，如何具体地展开研究却依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问题。
[1]赵勇曾视当今文学泛化为“文学现实”
，并描述道：“大众文化的勃兴首先把种种文化产品变成了泛文学的作品，它们一经出现就既改变了文学的既定结构，也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与消费模式，还把许多人对文学的理解引导到了大众文化的思路当中。
这不仅意味着文学的生产已规模化与批量化，而且意味着文学受众接受文学的渠道与途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参见赵勇：《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生长点在哪里？》，载《文艺争鸣》，2004（3）。
[2]赵勇：《新世纪文学理论的生长点在哪里？》，载《文艺争鸣》，2004（3）。
[3]参见钱中文：《文艺学的合法性危机》，载《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4（2）。
[4]关于文学性蔓延的描述，可参考如下文献。
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载《文艺研究》，2002（6）；金元浦：《别了，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问题的答案》，载《文艺争鸣》，2003（6）；陈晓明：《文学的消失或幽灵化？》，载《东方杂志》，2003（1）。
[5]参见陶东风：《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载《文艺争鸣》，2004（5）。
[6]参见《文艺研究》2014年第1期第15页的“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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