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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分析，我们一样能够达到人文学科的社会关怀效果。
同时，它一改立法者身份，不再直接地抒发文学理想及彰显社会伦理规范，而是将知识生产的目标锁定在切实地阐释现实处境上，告诉人们当今时代的文学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
这样的文化研究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
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已然市场化，并出现了重大变化，一如有学人所概括的那样：“一是文化作为精神活动开始向物质活动靠拢，物质活动的产出方式与目标结果为文化‘产业’所仿效和跟随；二是文化的消费需求被高度重视，策划营销、包装炒作等商业活动手段被引入文化实践活动中，催生了市场条件下中间行业的出现；三是社会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虽然仍是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文化需求，使人们获得相应的精神享受和审美愉悦，但是，人们对利润的追逐向往，造成了社会文化终极目标的变异。”
[68]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守住原来的文学研究范式，恐怕难以奏效。
此时，文学理论适当地借鉴文化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无疑是可取的。
这也是持文学理论模式者所认同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实尚有另一种文化研究，它不承认现代学科体制，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也不拘于一格。
依其之见，整个世界都是文本，都是表意实践的符号。
对于研究者而言，关键是通过解读、分析这些文本符号建立与这个世界的真实联系，实现人们对身处其中的世界的自觉认知。
这种文化研究是跨学科甚至反学科的，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
诸如关于影视、网络、微信、酒吧、广告、时装、拍客、恶搞、御宅等大众文化现象的研究都算是这种文化研究。
伯明翰文化研究代表作之一《识字的用途》即这样一种文化研究。
持文学理论模式者所反对的，正是这种文化研究。
然而，持文化研究模式的陶东风先生对这种文化研究却甚为认同：“秉承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中国当代的文化研究批评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藩篱，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从经典文学艺术走向日常生活的文化（如酒吧、广告、时装表演、城市广场等）。
这种研究进入了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综合运用层次，其研究的主旨已经不是简单地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在于解读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
[69]倘若明白了文化研究的这两种形态，则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争论。
但问题是，后一种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是怎样的关系呢？这就牵涉到文学泛化时代文学理论如何可能的问题了。
最后，文学泛化时代的文学理论如何可能的问题。
如果文学已经泛化了，已经幽灵化为文学性，那么文学理论便没有理由不发生转型，并从事文学性研究。
这里我们非常认同余虹的说法：文学理论学科的危机一定意义上就是研究对象的危机，在文学边缘化而文学性中心化的语境下，调整和重建文学理论的对象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
[70]为此，余虹认为：“我们可以尝试跨越现代学科分类的界限，将形形色色的人类话语经验作为总体文学来设想，而不同的话语只是总体文学的特例，它们都具有文学性。
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一篇社论、一条广告、一个企业的营销手册、一条新闻报道、一个理论甚至一个政治家、一个企业家、一个学术明星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
这种研究不是说被研究的对象只是‘文学作品’，而是说可以对它的文学性加以研究，这种研究将有助于对其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道德的、宗教的意义之理解。”
[71]从事文学性研究有助于我们的文学理论介入现实，参与到当前的社会构造中来。
否则，文学理论与文学文化及社会现实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很难建立起来，更遑论臻于互证互释之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文艺的泛化，文学理论研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一是对文艺的泛化，尤其是对泛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文艺文化现象持排斥态度。
其原因恐怕是研究者用过去的理论观念看待新文艺文化现象，正如谭好哲所指出的那样：“有一些文艺研究者和批评家对新的变化中的文艺创作现象缺乏审美上的敏感和理论上的把握，依然从旧有的惯常的思维定式和文艺观念出发，用老旧的话语来阐释甚至欲图规范新的现象，在理论武器的陈旧与创作实践的新锐之间形成明显的脱节和反差。”
[72]这典型地体现在大众文化大众文学的研究上。
有些学人持精英的立场和故有的知识观念，因此认为新出现的大众文学文化现象不值一顾。
例如，用经典的文艺规范要求新出现的文学文化现象，以至于对它们或置若罔闻或大加挞伐。
[73]对此，李春青曾指出，由于大众文化不是在知识阶层的审美趣味的影响或引导下出现的，它完全取决于市场和新传媒的力量，因此，仅仅简单地否定无济于事，“唯一恰当的态度就是积极地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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