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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吴炫等先生质疑和担心文化研究消解文学自主性、反现代性的问题，陶东风先生进行了回应。
陶东风区分了文学自主性的两个层面：一是制度建构的层面，二是观念方法的层面。
前者是自主的文学场的制度建构问题，后者是具体的文学观念及文学研究方法的问题。
他认为，文学自主性消解的根本不在于文学观念及其研究方法的自律与他律，而在于有没有一个自主的文学场。
自主的文学场是一个多元、宽容的文学场，有现代制度的保证，因此可以说：“文学场的独立性不过是言论自由的现代民主精神在文学领域的制度化表现而已。”
[45]有了这样的文学场，文学的自主性就会有保证，因为场内的任何观念恐怕都没有借助制度的力量来干预文学自主的可能，而场外的力量更难以直接进入文学场影响文学自主性。
显然，文化批评作为一种即使有他律倾向的文学观念及研究方法，并没有威胁文学场的自主性，事实上也不能因为文化批评的文学观念及研究方法就判断它是反现代的、反自主的，否则就会出现把鲁迅、梁启超视为反现代的笑话。
陶东风因此得出结论说，不能根据文学观念及研究方法就判断其现代与反现代，关键要看它是否借助制度性力量干预文学场。
其实，文化研究并不反对现代性，一如后现代性也可能是现代性的高级阶段一样，后现代性还可能使得现代性更现代性。
在文化研究看来，文学只有参与公共领域，才有可能改变不现代的环境，只是文学的参与不是那种完全他律的参与。
从这个方面来说，坚持文学自主性是有道理的，也是文化研究所赞成的。
文化研究只是担心，如果文学及文学理论固守在现代体制之下，远离公共世界，这样的文学及文学理论即使有自主性与现代性，恐怕也无济于事。
虽然在文学理论学科视野下，人们对文化研究进行了深入的质疑和反思，但文化研究并没有因此被文学理论所否认。
对此，我们非常认同李春青所言：“文化研究是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富有生命力和积极意义的一种研究路向，也可以说是一种真正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状况与文化状况的研究模式，因此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一个学科无视这种新的研究路向的存在都是不可思议的。
文学理论不能为文化研究所取代……但是文学理论必须借助于文化研究提供的新思路来丰富自己。
甚至可以说，当今的文学理论只有成为文化研究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才是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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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庸俗社会学的问题。
因为文化研究有强烈的参与社会的诉求，并表现出明显的政治特性，因此有学人担心文化研究是否会让文学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并重新成为政治的附庸。
比如，童庆炳就曾有这种担心，并且说文化研究甚至勾起了他对“文学为政治服务”
那个年代的不良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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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陶东风做了很好的回应。
他认为，只要理解了文化研究的以下三点改变，我们就可以消除这种担忧。
第一点，文化研究扬弃了机械的反映论。
文学研究中的机械反映论往往忽略文学独立自主的特性，把文学视为对经济基础的简单直接的反映，因此粗暴地将文学还原为经济基础。
这给曾经的文学研究带来了诸多灾难，让人心有余悸。
文化研究深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并不认同这种机械反映论，而且建构了文化唯物主义，认为语言文化本身就具有物质性，是社会实践方式之一，具有自身的独立性。
对这一点，霍尔有很好的表述：“文化已经不再是生产与事物的‘坚实世界’的一个装饰性的附属物，不再是物质世界的蛋糕上的酥皮。
这个词现在已经与世界一样是‘物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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