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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可以从阎晶明身上见出。
在理解了文化批评之后，他甚至呼吁：“文学批评家应当具有文化批评的眼光。”
“从文学出发，又超越文学，把文化、政治和社会现象视作一部文学作品来有细节地解读。
在当下中国，这样的期盼非常迫切。”
[38]阎晶明所言，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文化批评研究终于被文学研究接纳了。
[39]其之所以被接纳，恐怕在于文化批评的视野、方法对于有效理解文学不无助益。
[40]
其次，是文学自主性的问题。
对文化研究的另一个反思是说，文化研究不坚守文学自主性，而是把文学及文学研究视为工具。
这是违背当前我们追求现代性的大方向的。
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一文即持此论。
他认为，我们的文学理论要面向现代性，而文化研究以后现代性为主导，现代性的文学理论是自主的文学理论，是把文学视为文学的理论。
文学是有其独特性的，是艺术思维的产物，那些不能引起审美感受的文字是不会成为文学艺术的。
但文化研究却看重文学及文学研究的社会性、政治性，这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文学理论诉求不符。
[41]
钱中文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彰显了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冲突。
他之所以会反对具有后现代性的文化研究，乃是源于他依然试图通过文学理论为文学立法，既而表达对现代化的认同。
他不认同将文学理论定位于有效阐释当下文学文化现象的后现代做法，因为他很担心文化研究的后现代性会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现代化产生不良的干扰。
[42]
吴炫在《中国当代文化批评的五大问题》中也认为，文化研究会消解文学独立之现代化走向。
在他看来，现代中国文学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追求文学自主性，虽然有亦步亦趋之嫌，“暴露出艺术无力或文化错位问题”
，但总体而言是值得肯定的：“近则具有摆脱文学充当政治和文化的工具之现实意义，远则具有探讨中国文学独立的现代形态之积累的意义。”
[43]然而，文化批评却中断了这一现代性追求的进程，不再关注文学自身的独立性问题了。
吴炫接着比较了中西文学现代性的差异，他很敏锐地发现中国文学独立性的缺失与“没有根本改变被意识形态制约的格局”
，“没有改变文学对商业利益、生存快乐时尚的依附”
有关。
基于此，吴炫认为：“中国文学的本体论和独立性问题，不一定是西方式的‘对抗’和‘超越’于现实的，而很可能是‘亲和’现实又能‘穿越’现实的；中国文学和作家的独立性问题，不一定是游离于现实政治的另一种政治性和审美性的‘对抗’阶层，而是一种在现实政治中以自己的创造性穿越现实束缚的力量。”
[44]应该说，吴炫的看法很切合本土语境。
简而言之，他要表达的恐怕是，在现代性分化并不能保证文学完全独立生存的条件下，中国文学的自主性不应是远离现实，而应是超越穿越现实。
如果我们对吴炫的意思理解得不错，那么他担心文化批评文化研究会消解文学现代性这一点无疑是多虑的。
文化批评正是强调文学文化的独立价值，并且试图通过文学文化批评的方式来参与公共领域，既而实现文化理想。
它正好反对那种因文学要保持自主性就非要远离社会生活的主张。
但文化批评在声称介入社会现实，关注生活实践之时，并不是要将文学文化以及文化批评自身工具化，否则它便不会坚持边缘化立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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