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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国华的反思当然不无道理，因为无论怎样自觉地反本质主义，都不可能做到彻底，上述三本文学理论教材的不彻底性的确是存在的。
至于历史化方面，朱国华的提醒是非常中肯的。
在他看来，反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书写没有实践后现代历史观，在解释具体的文学理论知识时，没有对知识做具体的事件化反思。
在梳理文学理论知识体系时，它们甚至把非同一历史语境的知识硬性地拉扯在一起予以叙述，似乎如此方显得有历史统一性，而这恰恰就是反本质主义文学理论应该反对的。
对此，余虹也曾指出，文学理论是有生死性的。
这也就是说，不同的历史时段中的文学理论之间可能是不可通约的，而是有差异性和封闭性的。
为此，文学理论的历史性就不能依据“‘影响’和‘自然时间的延续’来确立它与别的系统之间的连续性和同一性，而是要确定与它相对的系统封闭性和与别的系统在空间上的差异性，由此标画它生与死的历史性时间，并在这一时间中来看它的王国”
[46]。
应该说，在文学理论教材书写过程中将文学理论历史化，并去除那种线性的“大历史观”
是可以努力做到的。
这就要求我们把在不同语境下出现的文学理论知识区分开来，对其进行事件化的处理，分析其具体的历史语境、问题意识、学理等。
非常可贵的是，朱国华在反思后现代文学理论教材的问题之后，还为如何尽量以反本质主义的方式表征文学理论教材这一问题做了建设性思考。
依其之见，文学理论教材要持建构性的反本质主义观念，落实到实践，大致有两种可能的做法。
其一，流派史的写法。
一一展示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允许各抒己见，但要对其进行评论，甚至得出结论。
这种方式还是有局限性的，如化约理论，不能事件化的叙事策略。
其二，经典文论选读，即邀请专家撰写专题论文。
但这样的做法也是有局限性的，如本科生很难读懂国外的相关论文，如何取舍文本也是个难题。
朱国华认为还要考虑教材的具体实施条件。
他指出，反本质主义教材要想付诸实践，就需要有相应的社会条件。
他考虑了教师、学生乃至整个教学活动的社会机制，写道：“如何使得文学理论课的教师能够理解并掌握反本质主义的意义、方法、思路，并在教学活动中加以具体运用，如何使得刚刚告别高中应试教育的大学生适应这样具有较大学习跨度的文本阅读，如何使得今天的教育体制逐渐接受新型的教材，并据此修改传统的教学检查和考试方式——闭卷考试必然与本质主义的逻辑相一致，等等，这些相互联系缠绕的问题，决定着任何反本质主义教材的实际价值。
事实上，如果确保反本质主义的教材得以健康存活，那差不多意味着作为它的条件的上述诸多因素的结构性全面转型。
只是改变教材，而不改变体制的运作方式，不改变这个支配着教材的生产和接受的系统，那么，教材的任何改革，都不能不沦为一纸空文。”
[47]我们认为，朱国华对反本质主义这种带有挑战现行教材形态及教育教学社会条件的新事物所做的“知识制度”
的反思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我们至少应该在现有的空间下，努力推动反本质主义文学理论教材的实施，因为“它必将是未来的大趋势”
[48]。
为此，我们有必要围绕此一问题再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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