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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何找到绝对的主体来承担反本质主义教材的书写。
反本质主义教材之所以会出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相信这个世界有哪一种文学理论教材是由绝对的主体所书写的，因此很难写出“绝对真理”
式的教材。
既然如此，我们就只能书写反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教材。
但问题是，与不能找到绝对主体书写本质主义的教材一样，我们也找不到书写“反本质主义”
教材的绝对主体。
因此，声称反本质主义教材的书写者无一例外不沾染本质，这一定意义就表明了不存在彻底的反本质主义。
比如，南帆的文学理论教材依然保有全知全能色彩的叙事风格：“这实际上是把教材写作者的个人观点偷换为普遍性的观点，将个别主体悄悄置换为普遍主体，无法确认这是否是编写者的本意，但这确实容易给我们造成绝对真理的幻觉。”
[42]陶东风书写教材的时候放弃书写者的差异而追求统一的编写体例，无疑有对普遍主体不自觉的诉求，这就表明了其依然存在本质主义的嫌疑。
王一川的教材因为是个人所著，也就没有明显的以普遍主体压抑差异化的主体这一问题，但其教材存在独白的封闭结构问题，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了“本质主义的惯性力量在他教材中的顽强存在”
[43]。
第二，如何做到历史化。
历史化无疑是破解本质主义的有力武器。
但问题是，它还牵涉到一个如何理解历史的问题。
反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无疑不能认同线性历史观，因为这种历史观主导下的文学理论教材书写会落入本质主义的陷阱。
朱国华认为，南帆虽然重视历史化，并且将它转换成关系主义，但最终还是“透过社会历史语境诸重关系来发掘文学理论诸概念的意义，这一点并没有太大变化”
[44]。
陶东风主张用事件化方法来处理文学理论的知识，这是值得肯定的后现代做法。
但问题是，我们往往还是用“风化的”
历史来理解文学理论，以至于即使把文学理论写成文学理论史，但“作为文学理论史而言，它与别的中西方文艺理论史在方法论上并无突破”
[45]。
鉴于这两方面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朱国华下结论说，这三种新世纪教材与传统的教材相比较，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的“进步”
只是程度上的。
我们认为，朱国华的反思非常有意思。
就反本质主义的主体和书写而言，他的确思考得非常彻底。
如何找到反本质主义的主体，并且采取怎样的言说方式来言说文学理论才能实现反本质主义所期待的文学理论教材，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对此，我们认为，反本质主义如果彻底化，恐怕就会演变成“反本质主义”
其本身就是“本质主义”
。
据此而言，反本质主义不能完全彻底化，我们的确找不到反本质主义的绝对主体。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自觉地”
谈论本质，也不意味着反本质主义完全不能言说而只能保持沉默。
只是我们的确要进入反本质主义的极致境界，尽量去压缩本质主义的空间。
上述三本反本质主义的教材应该说是有这种自觉的，这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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