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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文学理论只能采用苏联模式。
我们也是有选择地接受苏联模式的文学理论。
苏联模式的文学理论对于当代学科意义的文学理论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
[48]关于文学理论的效用问题，笔者曾经撰文从现代性的角度予以讨论，可参见拙作《现代性视域中的文学理论的效用问题论略》（《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究竟该如何看待这套话语，以及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究竟如何，这都不是个人的观念所能决定的。
在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环境并未改变的语境下，在“马工程”
教材建设全面展开之际，文艺学原理是否会继续占领中心或重返中心仍未可知。
[49]参见陶东风：《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重建》，315～31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50]阎嘉：《21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走向与问题》，载《文艺理论研究》，2007（1）。
[51]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4（1）。
[52]陈晓明、孟繁华、南帆、贺绍俊：《“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
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
[53]陈晓明、孟繁华、南帆、贺绍俊：《“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
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
[54]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4（1）。
[55]顺便要说明的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要有合法的制度条件，使得我们能够深入文学文本之中，既分析阐释文学文本，又真诚自由地讲述文学文本所表征的生存境况以及读者自身的个体生存感受。
借此，方有可能生产出有“中国特色”
的文学知识。
我们非常认同陶东风所言：“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就是切中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切中当下中国的真问题，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政治和经济、文化艺术和日常生活有诊断力、解释力的话语。
这样的话语才是有‘中国特色’的。
至于这个话语是否包含了西方理论或古人理论，是中国本土学者说的还是美国学者说的等，都是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它能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
参见陶东风、陈国战：《在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错位处寻求创新——陶东风教授访谈》，载《中华读书报》，2014-11-26。
当然，这样说也并非要否认知识生产中个人道德力量及心性信念方面的作用。
为此，我们也认同陈晓明所说的“**”
后中国的文学家们都反思过“**”
，“并且庆幸自己离开了那种立场和态度。
多年过去了，有理由认为，作为一种处理知识的方法和对待知识创新的态度，有多少人真正从意识深处抹去那些印迹”
。
参见陈晓明、孟繁华、南帆、贺绍俊：《“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
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
[56]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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