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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参见陈晓明、孟繁华、南帆、贺绍俊：《“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
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
[58]陈晓明、孟繁华、南帆、贺绍俊：《“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
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
[59]参见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25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0]当然，古代文论传统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也有国外因素。
因此，不应该本质主义地看待中国古代文论传统。
我们认为，也不应该不加反思地将古代文论传统视为中国文论的代表，在建设中国文论时应该以现实问题和实际需要为导向，开放地建构当代中国文论新传统。
[61]曾繁仁：《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艺学发展历程》，载《文学评论》，2007（3）。
[62]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载《文艺研究》，2004（1）。
[63]处理好和西方文论的关系的确十分重要。
它甚至牵涉文艺学学科的命运。
全盘西化固然是不合适的，但如今，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整个的文化气候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
。
参见王学典：《中国向何处去：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在这一情况下，保持清醒的意识，不犯极端年代里的错误，合理地倡导西方文论，以开放的心态向西方文论学习，从而建设中国自己的文论，这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极端年代里“全盘反西”
思潮所导致的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后果值得警惕。
因此，我们非常认同葛红兵等人的观点：“告别文化民族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文艺学，建构‘生成’的文艺观，确立全球化时代的文艺学。”
“确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于人类的以存在论为基础的世界性观念就显得非常必要，也许这是21世纪中国文艺学的最根本任务。”
参见葛红兵、宋红岭：《重建文艺学与当代生活的真实联系——文艺学学科合法性危机及其未来》，载《文艺争鸣》，2007（3）。
[64]陶东风、陈国战：《在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错位处寻求创新——陶东风教授访谈》，载《中华读书报》，2014-11-26。
[65]陶东风出版了三部相关著作，分别是《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文学理论与公共言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66]参见王一川：《文艺理论的批评化》，载《文艺争鸣》，1993（4）。
[67]近年来，王一川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献，如《论艺术公赏力——艺术学与美学的一个新关键词》（《当代文坛》2009年第4期）、《论公众的艺术辨识力——艺术公赏力系列研究》（《文艺争鸣》2010年第10期）、《论艺术可赏质——艺术公赏力系列研究之三》（《当代文坛》2012年第2期）、《通向公民社会的艺术批评》（《艺术评论》2012年第3期）、《论艺术公信度——艺术公赏力系列研究之五》（《当代文坛》2012年第4期）、《艺术公赏力的重心位移——艺术公赏力系列研究之六》（《当代文坛》2014年第4期）、《通向艺术公赏力之路——以北大艺术理论学者视角为中心》（《当代文坛》2014年第5期、第6期）、《艺术公赏力的动力》（《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等文。
[68]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可以从王一川主持“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
的重大招标课题和基于此的研究成果，看出王一川在文艺学学科建设问题上非常重视西方文论。
参见王一川等著：《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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