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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失去了自主性，也失去了自身，成了附庸与工具，自然也就失去了启蒙的品格。”
[17]虽然钱中文先生主要是从现代性启蒙而不是从文学公共性的角度对新时期之前的文学理论状况进行反思，但他指出此时期的文学理论丧失了自主性。
没有自主性的文学理论不可能有文学公共性，这是我们在前面已然指出的。
如果文学理论遇见的政治是阿伦特意义上的，那么情况恐怕就完全不一样了。
依据阿伦特研究专家蔡英文的阐发，阿伦特意义上的政治是“人的言谈与行动的实践、施为，以及行动主体随着言行之施为而做自我的彰显。
任何施为、展现都必须有一展现的领域或空间，或者所谓的‘表象的空间’，以及‘人间公共事务’的领域……政治行动一旦丧失了它在‘公共空间’中跟言谈，以及跟其他行动者之言行的相关性，它就变成另外的活动模式，如‘制造事物’与‘劳动生产’的活动模式”
[18]。
此时的政治无疑是公共性彰显的政治，换言之，政治性即公共性，政治领域即公共领域。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此也就和解了。
当文学有公共性的时候，也就是有政治性的时候；当文学有政治性的时候，也就是有公共性的时候，这不正是我们所期望的吗？
回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文艺学的知识生产，陶东风认为，那时候的文学运动往往与政治运动紧密相关。
因此如下判断是非常真实的：“在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同政治文化几乎是息息相关的，或者说政治文化规约了文艺学发展的方向。”
[19]但问题是，要区分此时的政治是何种政治。
如果按照阿伦特意义上的政治来理解，那么此时的文艺学知识生产恰恰就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
陶东风为此强调说：“极‘左’时期文艺学知识生产的灾难不能泛泛地归结为‘政治’化，而恰恰是它在‘政治’化外表下的非政治化，在于它缺乏真正的政治实践所需要的公共性。”
[20]应该说，这种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改革开放之后的文艺学知识生产就无法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了。
陶东风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国家权力有限度地退出了社会领域，同时与文化艺术领域出现了一定的分离，此时的中国文艺学知识生产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性，同时出现了公共知识分子和文学公共领域。
当然，这种公共性表明阿伦特意义上的政治曙光照耀在了文学的上空。
[21]
我们认为，陶东风选取了一个非常到位的视角，对六十年的文艺学知识生产进行了有力的考察，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在历史书写上，虽然他没有遵照既定的线性历史观对新中国文艺学六十年的历史进行有逻辑的描述，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对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的区分，其实就已经在以文学公共领域的有无进行判断了。
同时，陶东风虽然没有如其对教材文学理论的反思那样专门反思六十年的文艺学学科历史，但实际上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展开，即选择一个与本土历史及当下生存经验紧密相关的观察视角，粗线条地言说其得失。
为此，我们认为这另一种文学理论反思做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即将败坏了的政治文化给拯救过来了，为我们重新从政治的角度审视文艺学知识生产提供了可能。
对此，陶东风是有自觉意识的，他曾经多次撰文“为政治正名”
，希望“恢复政治的尊严”
[22]，并且专门从政治的角度理解文艺学知识生产中的基本问题[23]，以求建构有效的政治批评。
[24]
回到当下，文学理论学科危机的发生，恐怕就与我们不能从政治的角度审视文艺学，为此也就不能重构文学公共领域有关。
这大大降低了文学参与公共领域事务的能力，丧失了文学介入社会生活并被人们青睐的诸多良机。
从这个方面来看，陶东风的工作其意义不可谓不大。
同时，反思让我们更好地看清了历史，当然，也给了我们重要的警醒，那就是文艺学知识生产要正确处理与政治的关系。
我们“应该反对的不是文学理论的政治性，也不是因其经常健忘于此而往往导致的误解；真正应该反对的是其政治内容的性质”
[25]。
任何时候文学知识生产都不能脱离文学公共领域，否则生产的知识就是无效的，甚至贻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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