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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人的成长亦可为证。
赵一凡、王逢振、王一川、王宁等文论界知名学者，几乎都有国外学习经验。
[29]即使没有直接出国学习，其他文论界知名教授都很难说没有研习过西方理论，更不可否认其学术成绩的获得与西方有关。
对此，只需要看看他们的著述即可获此体认。
为此，我们的确应该认同杜书瀛所言：外来的学术思想引入，往往是造成本民族文艺学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质的变化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文艺学学科的发展不可一日停止向外开放学习，这当是不刊之论。
最后，在继承百年来文艺学传统的基础上“接着说”
。
当代文艺学学科建设要特别重视现代传统，因为它是离我们最近的传统。
这个传统虽然也有外国因素，但毕竟只是因素，它更多是对现代社会文化和文学的回应。
因为离我们近，所以当代文论发展受其影响最大，或者说，当代文论发展直接就从它那儿来。
现代文论建设中遇见的问题，在当代恐怕都会遇见，如如何处理与西方的关系、怎样解决文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等。
现代传统是怎样形成的？有哪些成绩教训？这都是我们要面对的。
这恐怕也是杜书瀛研究20世纪中国文论的重要原因。
因此，与古代传统相比，我们更应该重视这一传统。
我们切不可绕开这个传统直接钻到古代的故纸堆里去。
杜书瀛在谈了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文艺学之后，还从百年来中国文艺学的发展轨迹中，梳理了对当下学科建设有启示性的几点意见。
第一，走出“学术政治化”
的误区。
在杜书瀛看来，“学术政治化”
是“制约百年文艺学学术研究深入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30]。
毋庸讳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是包括文艺理论在内整个20世纪的文化主旋律，为此，百年来的文艺理论的确从未远离政治，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亦是文学理论的主题。
这个过程中出现过政治对文论的极大伤害，以至于“文艺学完全成了政治的附庸和俯首帖耳的工具”
[31]。
就此而言，在文艺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如何维护自身的自主性，避免政治的伤害恐怕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是否存在坚实的保护层呢？杜书瀛没有继续言说。
我们不妨在此发挥一下。
也许最为重要的是改变对政治的理解，既而改变政治的理论形态及其实践。
一如我们曾指出的那样，政治实有多种形态。
所谓“学术政治化的误区”
，所谓“文艺文论乃至文化为政治所伤害”
云云，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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