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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都是“坏的政治”
，如意识形态政治，甚至集权主义政治。
如果我们的文艺可以创构一种具有公共性的政治，也就是通过建构文学公共领域，既而引导政治公共领域的生成，那么，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政治的伤害。
[32]就文学研究而言，这应当是政治批评或文学政治学努力的方向。
[33]
第二，不封闭。
百年来的文艺学学科发展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闭关锁国，搞狭隘的、不开放的文化民族主义，什么时候文艺学学科建设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凋零萎缩直至消失。
这的确是被实践所证明了的。
例如，“**”
时期的文艺学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就是自我封闭。
那时的文艺学问题之所以很多，就是因为只学苏联，没有进行真正的开放。
新时期以来，通过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二三十年，中国文论逐渐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一定影响。
[34]杜书瀛为此呼吁道：“‘莫封闭，要开放’，这是百年来文艺学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经验。”
[35]
第三，多元化。
学术观点的多元和差异是正常的，没有分歧和异见倒极可能是不正常的。
只要是在自由宽松的文化语境下，关于某一文学问题的理解必定是丰富多彩的。
[36]同时，因为或可以集思广益，或有场域内角逐的存在，所以学界对某一问题的理解会更全面、更深刻。
此时，文艺学知识生产状况就会比较好，学科的发展态势也总体向好，因言获罪的情况往往可以得到避免。
为此，坚持学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是正确的，这是被经验所证明了的。
相反地，在“罢黜百家，独尊一家”
的语境下，文艺学知识生产就无法正常进行了。
这也是被事实证明了的。
“**”
企图消除歧见，最后“造成了一段时间学术研究包括文艺学学术研究凋零、衰败，万马齐喑”
[37]。
为此，我们非常认同杜书瀛所言：“对学术发展来说，多样化、多元化绝对是一个好现象。
多元化、多样化的氛围，也是学术发展的最好氛围。
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从学理上说，绝对是发展学术的好政策。”
[38]这也是文艺学界诸多学人主张交往对话的原因所在吧。
[39]
第四，处理好“知”
与“思”
的关系。
所谓“知”
，其意是说文艺学学科的知识生产是科学研究，要搞清楚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要走进它，搞懂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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