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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和唐初，统治者又曾重提汉初贱商之令，禁止工商业者入仕为官。
如唐太宗初定官品时曾说：“设此官员，以待贤士。
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俦类，正为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高宗时还仿刘邦之法，对工商业者的车骑、服饰等作了规定，“禁工商不得乘马”
，只准穿白衣，不准著黄，等等[9]。
宋元两朝对商业的政策较为宽松。
但仍不乏士人力主崇本抑末。
例如，范仲淹就认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
……天下之化，起于农亩。”
[10]欧阳修也强调，“……农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为国者未尝敢忽。”
[11]范仲淹曾指责“工之奇器，败先王之度，商之奇货，乱国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骄华”
，主张“大变浇漓，申严制度，使珠玉寡用，谷帛为宝”
“抑工商之侈”
“劝稼穑之勤”
。
[12]元代的王祯则明确指出士、农、工、商“皆天之所设以相资焉者”
“士以明其仁义，农以赡其衣食，工以制其器用，商以通其货贿”
，四民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则天下太平。
“然其教之者，莫先于士；养之者，莫重于农。
士之本在学，农之本在耕。
是故士为上，农次之，工商为下：本末轻重，昭然可见。”
“夫天下之务本莫如士，其次莫如农。
农者，被蒲茅，饭粗粝，居蓬藋，逐牛豕，戴星而出，带月而归，父耕而子饁，兄作而弟随；公则奉租税，给征役，私则养父母，育妻子，其余则结亲姻，交邻里：有淳朴之风者，莫农若也。
至于工逞技巧，商操赢余，转徙无常，其于终养之义，友于之情，必有所不逮，虽世所不可缺，而圣人不以加于农也。
是以古者崇本抑末。”
[13]
在明代开国前夕的1366年四月朱元璋即表示：“今日之计，当定赋以节用，则民力不困；崇本而祛末，则国计可以恒舒。”
给即将开国的朱明王朝定下了政策基调。
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朱元璋对为什么实行这一政策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
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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