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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什一之途开,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
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织而百夫待之,欲人无贫,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
朱元璋把商业视为农业发展的严重障碍和导致国家财政紧张的重要原因,明确宣布要“崇本抑末”
,并在开国后逐步落实在具体政策和措施上,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
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
[14]
中国历朝历代对“崇本抑末”
基本策略的实施当然有强有弱,但“崇本抑末”
无疑是民国前中华文明的基本经济策略。
从现代性的视角看,正因为中国长期坚持这一策略,科技和工业才得不到发展,才失去了快速发展的好机会,于是才有19世纪的被动挨打。
但从谋求和平和可持续性的角度看,“崇本抑末”
则是英明正确的。
以农为本则安土重迁,爱好和平。
中华古代文明就是这样的。
当然不是说古代中国人不打仗,但与游牧民族及欧洲诸民族相比,中华民族更热爱和平,至少不好战。
“崇本抑末”
经济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能抑制奢靡之风的蔓延。
在崇本抑末的古代,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统治阶级才能过奢侈生活,众多劳动者则终岁劳苦而仅得温饱,甚至难得温饱。
从现代政府的角度看,这是不公平的,但从生态学角度看,众多人口生活节俭有利于减轻生态系统的压力。
工商从业者往往聚居都市且善于货殖,他们最易于效仿统治阶级而追求物质豪华。
一个社会倚重工商则必然滋长奢靡之风。
而中国古代的明君贤臣对奢靡之风则有高度的警惕。
唐太宗李世民曾问谏议大夫禇遂良:“舜造漆器,谏者十余人。
此何足谏?”
禇遂良回答说:“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将以金玉为之。
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若祸已成,无所复谏矣。”
[15]认为奢侈乃危亡之本,足见古代贤哲对奢侈的高度警惕。
崇本抑末乃有效的抑制奢侈的治国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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