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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的本质要求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参见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或如钱穆先生所说人的终极目标应是人生的艺术化，那么艺术中的模糊、虚幻恰是人生所必不可少的。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没有主体与客体的截然二分，这与西方思想的主客二分形成鲜明对照。
于连说：“中国所有的艺术都试图超越主体与客体的区别，并且认为这样的区别是贫乏的。
山水中‘景’与‘情’无法区别，两者互为依存，彼此彰显。
……此一‘不加区别’并不是一种（明晰的或理性的）缺乏，而是一种丰富性和一种结果。”
拿倪瓒的《梧竹秀石图》来看，“它并不是像知觉的外在对象一样的姿态，而是在其形态的模糊之中，悬在形变之‘有’与‘无’之间。
它自在于所有物化的形塑之外，消去所有客观性的观念：它并不驳斥客观性，只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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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这样对比了西方绘画和中国绘画：“**，透过姿态的摆定，在形态中掌握住造型，以呼应一种客观的知觉……以具有临在感的方式出现。
甚至它造成某种侵入：它侵入空间并使空间围绕它而展开，因它而饱和，它在周遭描画出虚空；其余的‘事物’——椅子、桌巾、地毯——都只成为背景或‘衬托’，退让或屈服。
……然而，中国艺术中的人物完整且含蓄。
在孕育的过程中，不会绝对地表现任何部分，所谓的真实是一种充满可能性且也不排除任何事物的状态。
在形态的成形之间具有容许调整的一种模糊，而不是（知觉的）确定。
它的不明确正是一种资源；它所沉浸其中的虚之空间，透过勾勒的笔触，蕴含着内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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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所说的中国绘画中的“容许调整的模糊”
不仅存在于中国绘画之中，也存在于各种思维领域。
它有时表现为长处，有时表现为短处。
例如，在中医中，这种“容许调整的模糊”
体现为中药方剂的有效成分的模糊，以及大夫针对不同病人乃至同一病人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中的药方的调整，即哪怕是治同一类型的病，大夫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地开药方。
中医的这种模糊蕴含着一种谦逊——承认对病因和疗法的判断不是绝对清晰、确定的。
这与现代医学截然不同。
现代医学以为用分析的方法对各种疾病的诊断是清晰的、确定的，它所给出的治疗方法也是清晰的、确定的，它能清晰、确定地指出特定药品治疗特定疾病的有效成分，且写出有效成分的分子式。
它在各种具体案例中验证了自己的有效性。
但它缺乏中医的那种对于事物转化的无限多样性的体认。
其实，西医的诊断和治疗也不可能绝对准确，但它以科学的清晰性和确定性掩饰了自己的绝对无法驱除的不确定性。
中华古代文学艺术的方法或可简括为八个字：外师造化，内得心源。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古代艺术精神中的拒斥主客二分、包容一切可能性、以模糊为艺术表现方法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反思现代文明的根本弊端和错误，具有重要的启示。
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种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之痛恰与目前仍处于主流地位的主客二分的现代性思想密切相关。
如果说，西方艺术家在绘画中表现了人对非人事物的“入侵”
和宰制，那么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西方人则表现了对非西方文明的入侵和宰制，以及以全球资本主义方式实施的对地球生物圈的盘剥和榨取。
放弃欧洲中心论，阐扬中国古代艺术精神，欣赏中国古代艺术所表现的美，对于纠正现代性的错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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