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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典拉丁文化的复兴,彼特拉克功不可没,但致力于复兴古典拉丁文化的绝非彼特拉克一人。
与其同时代的佛罗伦萨学者薄伽丘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位。
薄伽丘用意大利俗语和拉丁文两种文字写作。
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十日谈》就是用“不登大雅之堂的佛罗伦萨方言”
写就的。
在《十日谈》中,他以现实主义笔法,倡导人文主义精神,运笔如刀,向天主教会的权威进行挑战,在嬉笑怒骂的文学背后,充溢着严肃的批判精神,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天主教会的禁欲主义、神职人员的道德堕落以及以宗教狂热为表征的蒙昧主义和宗教迫害。
薄伽丘大胆提倡人性、人道和个性解放,认为幸福在人间不在天国,要求把人性从禁欲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热爱现实生活,追求纯洁的爱情。
在他的笔下,人性突出地表现在男女的爱情上,他予爱情以新的评价,认为不应视之为邪恶,反应视之为美善,因为纯洁的爱情是至性至情的流露,无可非议,光明正大,应受到祝福。
他认为人性之力甚大,只要有人的地方,人之天性就会显现,不可窒息,也无从回避,他说:“谁要想阻挡人类的天性,那可得好好儿拿点本领出来呢。
如果你非要跟它作对不可,那只怕不但枉费心机,到头来还要弄得头破血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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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高贵?在此问题上薄伽丘也具有典型的人文主义情怀,他认为人之高贵不在于权力、财富、门第,而在于美德,他说:“我们人类本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那发挥大才大德的才当得起一个‘贵’;否则就只能算是‘贱’。
这条最基本的法律虽然被世俗的谬见所掩蔽了,可并不是就此给抹煞掉……”
[32]薄伽丘疾呼平等,对处于不利背景下有德有才之人常作不平之鸣,如“命运之神都叫那具有高贵灵魂的人操着卑贱的职业”
,“命运之神常把有德有才之士隐藏在下等人中间”
等。
《十日谈》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新的,其战斗性也异常鲜明,这是但丁和彼特拉克所不能比的。
1497年在天主教会发动的一次宗教狂热中,《十日谈》被教会在佛罗伦萨广场焚烧;1573年佛罗伦萨出版了一种教皇钦定的《十日谈》删节本,把里面干坏事的神职人员全都改成俗人。
1375年薄伽丘死后被安葬于故乡一座教堂的坟地里,可后来其墓竟被天主教会挖掘掉,墓碑也被扔掉。
写完《十日谈》之后,薄伽丘转向学术研究,改用拉丁文写作,并对古希腊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是复兴古希腊文化的积极促进者。
在他的努力下,欧洲第一次有了《荷马史诗》的拉丁文译本。
古希腊文化的复兴是比较缓慢的,主要原因是语言的障碍。
1312年维也纳宗教会议曾通过决议,要求巴黎、波伦亚、牛津、萨拉曼卡的大学和法律学院必须聘请希腊文、阿拉伯文、迦勒底文和犹太文教授。
但是除法律学院和牛津大学采取过某些行动之外,这项决定的大部分并未付诸实施,西方的大学和中学都没有教希腊语。
从理论上讲,在意大利学习希腊语不困难,因为从希腊殖民时代起,在意大利南部就已存在相当大的希腊语地区。
但实际情况却是,希腊语地区的居民在文艺复兴时期希腊语的传授方面并未做过多么大的实际贡献,他们中间懂两种语言的人很少,此外他们还有异端之嫌,因为他们把君士坦丁堡作为他们的文化中心,罗马教廷对其持怀疑态度。
[33]为复兴古希腊文化,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不得不求助于拜占庭文化。
巴拉姆(Barlaam)是古典文化复兴时期第一个被明确记载的希腊语教师。
彼特拉克曾向巴拉姆学习过希腊文,但没有成功。
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巴拉姆不是希腊人,对希腊文化的了解并不多,希腊语的功底并不深厚。
他出生于卡拉布里亚(),但在君士坦丁堡居住过多年,其文化背景比较驳杂,受到希腊、罗马、伦巴底(Lombard)、拜占庭等不同文化的影响。
他留下来的著述表明他才能平庸,对学术一知半解,并无精到的认识。
然而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却对其赞不绝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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