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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怎样通过教育获取知识方面，彼特拉克没有试图提出系统的方法和概念，这在15世纪才成为教育思想关注的问题。
但彼特拉克在其著作中也多多少少涉及教学过程问题。
他认为，对知识的清晰的掌握是教学的基础，他借助于西塞罗和亚里士多德的权威来论证此点：“被一个人所清楚地理解了的东西，他才能清楚地表述出来，他才能将其心灵最深处的东西传达到听众的脑中。
在这方面，诚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中所言：‘一个人以其昏昏，不能使人昭昭！
’的确，没有认识（knowing）就没有教学，因为（如同西塞罗在《论法律》第二卷中所言）‘教学不仅需要一定的认识某种事物的技巧，还需要一定的教某种事物的技巧’。
然而，这种技巧以理智和知识的明晰性为前提。”
[28]在此，彼特拉克在前人基础上将“认识”
（knowing）和“教学”
（teag）做了明确的区分，他认识到一般的人类认识过程与特殊的教学认识过程是不尽相同的。
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使得波特拉克也注意到了王侯的教育问题。
他69岁时，应帕多瓦的统治者弗朗西斯科（FrancescodaCarrara）的要求，在一封长信中论及王侯的教育问题。
彼特拉克讨论了王侯德善与正义的必要性，并详列出王侯应具有的品质：王侯应通过合宜手段保护其国土，应对公共福利感兴趣，应公平而合理地征税；在个人风度方面，王侯应自制、谦逊而有尊严；王侯应赞助和尊敬那些有特殊才能的人，尤其是那些有名望且在法律、宗教、军事和学术等领域从事公共事务管理的人。
对于大众教育（eduforthepeople），他没写过什么东西，他对大众教育持蔑视态度，具有明显的贵族性倾向。
他认为大众子弟智力愚钝，轻视荣誉而贪图小利，并无多少可造就之处。
优秀人物不应做这些孩子的教师，应让那些羞于和害怕与同辈的成人交往的人，让那些喜欢对着镜子自我炫示的人，让那些总喜欢惊吓、折磨、统治孩子的人去做教师。
[29]由于当时教师的专业化程度不高，教师素质较差，教师的地位也很低。
彼特拉克对教师职业的这种态度与此有关。
他还认为教师职业会束缚一个人个性的发展。
在复兴古代教育思想方面，彼特拉克并无直接的、突出的贡献。
早在1335年，彼特拉克在读一本书时就间接地知道了昆体良，因为这本书中几次提及昆体良，但是直到1350年他才在佛罗伦萨一个私人图书馆中第一次直接读到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手抄本。
但该手抄本并不完整，只有后面的部分，即使如此，也让他兴奋不已。
尽管昆体良的观点并没能缓和彼特拉克对于教师职业所持的偏激观念，而且彼特拉克还在《雄辩术原理》手抄本的边页注上自己驳斥昆体良反对孤独生活的观点，但发现《雄辩术原理》的确意味着古代教育思想复兴的开始。
彼特拉克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过渡性的人物，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他的古典的修养，他的基督教的信仰，以及他对经院哲学的抨击，这些都具有个人的和某种程度上的近代性质。
同时，他说的每一件事都弥漫着古典文化的影响，并且时常充满中世纪思想的残留痕迹。
旧东西和新东西错综复杂地纠葛在一起，因此我们应该避免像人们常做的那样仅仅强调一个或者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甚至不能说，根据他自己的思想，旧东西是不重要的，只有新东西是重要的。
假如我们想要对他做出正确的评价，并且理解他的思想的独特结构，我们必须承认旧东西和新东西同样是他的思想和观点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这个方面，就像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彼特拉克是他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是人文主义运动的典型代表。
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由于彼特拉克具有非凡的天赋和洞察力，他不仅预见到了后来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而且他也为造成这一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为他在他的同时代人和直接后继者中享有巨大的威望。
就像大多数哲学的（和政治的）预言家那样，彼特拉克是那种由于帮助人们实现未来而预见到未来的人物之一。”
[30]彼特拉克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可从这个视角来看，尽管他直接论及教育的文字很少，但其思想却触及其后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所要涉及的主要问题。
研究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演进，不能回避彼特拉克的作用。
四、薄伽丘与古希腊文化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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