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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剑桥期间，他还帮助科利特重建了圣保罗学校。
从1505年起科利特担任了圣保罗学校的校长，在伊拉斯谟的热情鼓励和支持下，开始在该校进行人文主义性质的改造。
伊拉斯谟帮科利特挑选教师，为学生编写教材（《词语的丰富》就是为作文教学而写的），为教师提供教法指导（这是其写作《论教学的正确方法》的重要动机）。
1512年他写道：“我完全是一个英国人了。”
他和英国人文主义者的友谊的确是非常深厚的，他从他们那儿也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衣食无忧，照理该在英国长待下去。
然而像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不喜欢长期定居于一地。
1514年他离开英国，先到了佛兰德（Flanders），1515年又到了巴塞尔，目的是安排他的《新约》译本的出版事宜。
1516年他终于完成了他企望已久的希腊文《新约》版本，并附有新的拉丁译文，从而使拉丁旧译文的错误首次在印刷版本中得到了纠正。
他还写了一篇《告读者》的导言，表达了他的愿望：希望新版本的《新约》“犹如一声号角，召唤所有的人献身于这最神圣的、赋予人以生机活力的基督教哲学研究”
，他还希望《圣经》能很快被“翻译成所有文字”
，并为所有人所阅读。
伊拉斯谟的号召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响应，法国的勒费弗尔、英国的廷代尔、丹麦的佩德森、瑞典的皮特里和德国的路德都将其译成了本国文字。
伊拉斯谟《新约》译本的问世，使伊拉斯谟成为北欧人文主义者中从事圣经学研究最有成就的学者。
令圣经学研究者始料不及的是，把人文主义方法应用到圣经学研究，对于16世纪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给欧洲基督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震**。
随着人们对《新约》研究的深入，一个具有极大政治意义的、对天主教会尤其对教皇制具有极大颠覆性的思想逐渐得到广泛接受：罗马教廷的现行体制和它对世俗权力的要求，与《新约》中所讲的原始基督教的理想是截然不同的。
正是人文主义圣经学或者说基督教人文主义促成了宗教改革运动。
伊拉斯谟并不是不清楚研究《新约》的本意对于天主教会所具有的颠覆作用，他也担心会受到教会的谴责甚至迫害，但他善于保护自己。
1516年《新约》第一版问世时，他将之题献给教皇利奥十世，教皇愉快地接受了。
1519年他又将第二版送给了教皇并附有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已竭尽一切努力引导人们从他们久已感到厌倦的乏味的争论走向热心于马上就要变得更加纯洁和加庄重的神学。
如今我觉得我的努力并非徒劳无益，同时也意识到有些人对我怀有强烈不满，因为我未能尊重他们无能力教又羞于去学的一切东西。
但我相信上帝会是我的见证人（我的著作首先就是捍卫上帝的），相信陛下您的判断，相信我自己的正义感和这么多知名人士的赞许，所以我对那些人的狂吠始终不予理睬。
尽管我的才能有限，但已全部贡献给了基督：它将为基督一人的荣耀服务，将为罗马教会的首脑，特别为陛下您服务，因为包含我肩负的全部责任在内的一切都应归功于您。”
[7]他还将《新约释义》的不同部分分别献给红衣主教和国王们，他有意识地将自己置身于教皇、主教和国王们的保护之下，因为这些人不可能被怀疑有颠覆教会或政府的意图。
1516年到1522年伊拉斯谟主要居住在卢万。
他非常关注卢万的一所人文主义新式学校——三语学院（theTrilingue）的建设，为这所学院的规划出谋划策，但当该校请他做教授时，他却婉言谢绝了这一职位。
三语学院是指以教授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为主要任务的教学研究机构，建立这种学院的目的是促进对圣经学的研究。
当时北欧许多大学皆建立了这种学院。
罗伊希林对这种学院的产生有积极贡献。
1506年罗伊希林出版了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希伯来语基础》，这既是希伯来语法书，又是希伯来拉丁语辞典。
他说，他对研究希伯来语的收获之一便是使他对《圣经》的“译本充满了怀疑”
，尤其是对拉丁文译本的准确性充满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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