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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旧约》的希腊文本建立在对希伯来语元音系统错误理解的基础上,结果以讹传讹,从希腊文本译过来的拉丁文本《圣经》到处都是错译。
他在《希伯来语基础》一书中指出了200多个错译之处。
罗伊希林的研究使人们看到古典语言尤其是希伯来语对《圣经》研究的重要价值,结果北欧的一些重要大学相继建立了三语学院。
1514—1517年新兴的人文主义大学阿尔卡拉大学首次出版了有多种文字的《圣经》,其中《旧约》里正中印的是拉丁译文,左为希伯来文,右为希腊文。
这是当时三语研究对圣经学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
伊拉斯谟支持三语学院,主要是因为三语学院的使命与其基督教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圣经学)的使命是一致的。
1516年伊拉斯谟出版了《基督教君主的教育》(InstitutioPrincipisi,英文为EduofAPrince)一书[8],尽管该书从书名看是一本教育著作,但实际上对“如何对君主施以正式教育”
问题着墨很少,它主要是一本讨论政治问题的著作。
为君主王公献计献策而写作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种时尚,这类著作被称作“王公之鉴”
(mirrorforprinces),是一种重要的写作体裁,许多人文主义者都写过这类著作。
意大利弗吉里奥的《论君主》、卡斯底格朗的《宫廷人物》、帕特里齐的《王国与国王的教育》、萨奇的《论君主》、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法国若斯·克利什托沃的《国王的职责》、比代的《王公的教育》,德国温斐林的《明君楷模》、约翰·斯托姆(1507—1589年)的《王公的教育》等,都属于此类著作。
伊拉斯谟的《基督教君主的教育》是北欧这类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本。
他将该书献给了查理王子,即后来的西班牙国王和查理五世皇帝,当时查理才16岁,这本书主要是为查理的教育问题而写的。
伊拉斯谟在《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中阐明了其社会理想尤其是政治理想,讨论了一个理想的基督教君主应具备哪些品质、应怎样治理国家以及应如何对君主进行合适的教育。
伊拉斯谟将国家的命运寄希望于一个贤明有德的君主,并进一步将君主的贤明寄希望于人文主义教育。
同伊拉斯谟的其他著作一样,这本书也很受欢迎,成为皇帝和君主的必读书目,1516年问世后当年就4次印刷,1518年、1519年、1523年和1525年又各印行一次。
1641年最后一次印行拉丁文版本,但其他语言译本继续印行。
1517年伊拉斯谟出版了《和平的诉怨》(Querelapacis,英文为TheplaintofPeace),表达了他对现实中纷争的不满和对和平的渴望。
当时的欧洲纷争不断,土耳其继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又试图侵入欧洲东南部,法国和西班牙正在争夺意大利的控制权,德意志境内诸侯林立,争战频频,教廷也四处挑起事端以从中渔利,对此伊拉斯谟颇感绝望,《和平的诉怨》是对其绝望心态的记录。
不过伊拉斯谟并未绝望到底,他认为现实纷争起源于人的精神的不一致,如果人人都有基督的仁爱精神,如果君主有仁慈和平的品德,将会太平无事。
而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教育,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人在精神上团结一致。
1518年伊拉斯谟的《对话集》(Familiariumulae)问世,该书是为促进拉丁语对话教学而编的,用对话体写就,用的都是简洁规范的拉丁文,伊拉斯谟希望通过实际的对话训练来提高拉丁文教学水平。
这本书在教育界大受欢迎,出版后在18个月的时间内在巴黎、安特卫普、莱比锡、维也纳等地重印7次。
1522年修改后出了修订版,从1522年到1533年总共印行100余次,对欧洲学校的拉丁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不光彩的晚年”
1522年伊拉斯谟移居巴塞尔,除去在弗莱堡待过一段时间外,到1536年去世他一直待在巴塞尔,此间又有许多著述问世。
从1517年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起,欧洲基督教会内部就开始发生分裂。
伊拉斯谟对天主教会有过激烈的批判,也主张改革教会,但他所主张的改革与路德截然不同,他是一个温和的改革者,反对以教会分裂为代价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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