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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招抚流亡。
对于破产流亡的逃户，明初官府总是通过各种手段将他们遣回原籍或附籍从事农耕，免除一至三年不等的赋役。
明中期成化年间，还“招抚流民二十万户，给闲田，置郧阳府，立上津等县统治之”
[12]。
为了阻止农民弃本逐末，从事工商业活动，明王朝还建立严格的户籍与路引制度。
建国之初，即普查人口，登记户籍，编造黄册，将居民编入里甲（城中叫坊，近城称厢），规定里甲之内，士农工商均需互相知保，不许随意流徙，从而使居民在政治上成为地域的简单附属物。
军民走出百里之外，必须持有路引，方可通过关津。
告讨和使用路引，要遭到官吏的各种敲诈勒索。
即便费尽周折，离开乡土来到城里，还需到官府登记，允许占“市籍”
后，方可从事工商业活动。
对于工商“末业”
，明王朝则采取各种手段加以抑制。
除了维护等级尊卑的礼制对商人的歧视性规定外，明王朝对占籍的民间工商业者征派各种赋税徭役。
商税明初较轻，仁、宣以后名目渐多，税率渐重，至明后期形成税繁商困的局面。
万历中叶以后的矿监税使，更是处处开矿，处处抽税，使不少工商业者陷于破产。
明王朝还常借“铺户当官”
即铺户为官府买办之机，通过低价收购、借用、任意索派等办法，对工商业者任意剥削和掠夺。
明廷还实行矿禁，不许开采某些矿洞，并禁止盐、茶的自由贸易。
此外，明王朝还厉行海禁，“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
[13]，不准片板下海，禁止出海经商。
隆庆年间虽弛海禁，但也“止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
[14]。
明王朝的这些重大举措，特别是中央集权的强化，对于维护和加强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独立，对于明初社会矛盾的缓和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由于加强中央集权的结果，明王朝比历代王朝集中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而得以组织一些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如修纂《永乐大典》、修筑长城、营建北京城、治理运河以及派遣郑和下西洋，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对明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皇权的高度扩张，君主的绝对专制，势必导致政治的腐败，社会矛盾的加剧，壁垒森严的等级制度又必然造成社会结构的刻板、僵化，扼杀人们的个性和创造力，而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更严重地阻滞工商业的发展，妨碍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这对明代文化的发展不能不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中国在明中期以前，经济文化的发展一直处于世界先进的地位，但是到了明末，当英国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西方世界进入近代史的时候，中国历史的前进步伐却与西方拉开了距离。
从这个意义上说，强大的皇权与极端专制的封建统治，乃是中国在世界上由先进转为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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