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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风所及，一般市民也以奢靡为荣，群起仿效，“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
[50]。
逐利与奢侈之风的盛行，使封建秩序陷入了紊乱的状态。
就在中国内部封建经济结构开始出现缓慢而重大的变化之际，西方的传教士踏进了中国的国门。
继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耶稣会创办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到达广东上川岛之后，万历十一年（1583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和罗明坚又进入广东肇庆，在那里设立传教据点。
后来，利玛窦还辗转来到北京，受到明神宗的召见。
此后，西方传教士接踵而来。
为了排除传教的障碍，他们在设法争取官府支持的同时，还广泛接触中国的士大夫，向他们传播西方的近代文化。
西方的近代文化兴起于资产阶级文艺复兴之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面貌迥异，特别是其自然科学技术比中国传统科技先进，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吸引了不少中国士大夫。
他们纷纷同这些传教士交往，积极学习西方近代文化。
如礼部尚书徐光启即“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通其术”
，并同利玛窦、熊三拔等传教士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等一批西方学术著作。
西方近代的哲学、逻辑学、艺术，特别是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学、地理学、机械工程学及火炮制造术等自然科学技术，开始传入了中国。
而中国的文化包括儒家经典著作等，也以这些传教士为中介，陆续向西方传播，在西欧一些国家掀起一股崇尚中国的风气。
商品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封建统治的松弛，社会风气的变化，对明代中后期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思想领域，支离烦琐、陈旧僵化的程朱理学已经无力解决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从而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危机。
相当一部分士大夫逐渐失去对朱学的信仰，转而寻求新的理论。
王守仁的心学于是应运而生，“以绝世之资，唱其新说，鼓动海内”
[51]。
王守仁构筑的心学体系，目的是为封建统治者“破心中贼”
，但它的反传统精神却在客观上起着冲破思想禁锢的作用。
此后的泰州学派发展了王学的积极因素，更具“异端”
色彩。
特别是被称为“异端之尤”
的李贽，其理论主张，进一步反映了正在成长的市民意识，更具有反封建的启蒙意义。
伴随着“异端”
思想的崛起，主体意识逐渐觉醒，讲求实学的思潮也开始涌动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缝隙之间，为凝滞沉闷的思想界带来一股活泼、新鲜的时代气息，显露出新旧冲突变动的征兆。
在文学艺术领域，古典诗词散文等雅文化，特别是古典诗歌的艺术形式，与人们的生活内容、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已不相适应而日趋衰落，失去了文学主流的地位。
发展成熟的小说、戏曲、民间歌舞等俗文化，由于适应市民阶层和一般下层民众的需要而蓬勃发展，日趋繁荣，形成争奇斗艳的态势，占据了文学主流的地位。
就连适应城市居民需要的园林建筑艺术，特别是江南的园林，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
在科学技术领域，一批先进的科学家，在实学思潮的影响下，冲破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亲身参加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对传统的科学技术进行总结性的研究，有的还积极吸收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先进成果，做出了许多发明创造，写出一批优秀的科学著作，而饮誉世界。
明代中后期思想的活跃，市民文艺的繁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前期保守沉寂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进一步凸显出明代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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