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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
,认为此三者都是自我身心涵养的工夫,都是实学。
王守仁更是对“天下波颓风靡”
感到痛心疾首,他提出致良知说,要求人们在“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
,做到“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
,“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
[84]。
由于他们的积极倡导和鼓动,在明中期迅速掀起了一股实学潮流。
就是在这股潮流的激**和推涌之下,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年,海瑞、戚继光、张居正等政治家、军事家,针对嘉靖以来纲纪颓坠、法度凌夷的状况,高扬求实进取的精神,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经济改革。
但是,这股实学思潮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便又趋于沉寂。
第一次实学思潮的沉寂,与王守仁心学的衰落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守仁在嘉靖初年形成完整的心学体系之后,极力宣扬精神、理性的作用,补救了朱学支离烦琐之弊,并因其简易直接而使人们“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
[85],因而很快风靡天下,进入它的全盛时期。
但是王守仁的“心外无物”
、“心外无理”
的命题,把中国古代的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必然要使自己陷入禅宗的泥坑。
果然,到了晚年,他已抛弃以前有关“事功”
的种种主张,走向禅学的虚空境界。
就在王守仁的心学盛行之时,罗钦顺、王廷相等思想家即对心学的空疏学风提出批判,提倡“经世宰物”
、强调“笃行”
的学风,认为“唯实学可以经世”
[86]。
但是,明朝统治者却对王学极力加以扶持。
嘉、隆以后,“自兴化(李春芳)、华亭(徐阶)两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二年)论语程义,首开宗门,此后浸**无所底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
[87],改变原先以程朱注疏为准的规定,将心学列为科举考试的内容。
隆庆元年(1567年)还追尊王守仁为新建侯,谥文成。
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一月,更钦准王守仁从祀文庙。
心学于是便以国学的资格取代朱学而成为全国的统治思想。
此后,王学后门王畿、王艮与邹守益、钱德洪等虽然派别不同,但都片面发展王学的糟粕,进一步加深心学的禅宗化程度。
一般士大夫也是不读书,不探讨实际学问,不研究当代的现实问题,而只顾谈心性,诵语录,参话头,背公案。
他们一味清谈,“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88],祸及社会人心,误国误民。
因此,王学在盛行半个世纪之后,便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
万历中期,经张居正改革而暂时缓和的社会矛盾又复尖锐起来。
它既有封建社会固有矛盾的激化,又有因资本主义萌芽而产生新矛盾的抗争。
与此同时,民族矛盾也在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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