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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
理岂外于吾心耶？！”
[10]心的表现是良知。
良知是宇宙的本体，也是天赋内在的道德规范。
在此理论的基点上，王守仁批评程朱之学格物致知的修养方法是“务外遗内，博而寡要”
，而“离行言知”
是“玩物丧志”
[11]；“先儒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
[12]并对应地提出向内发动道德自觉意识的所谓致良知的修养方法，以及知行并举，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的知行合一的理论。
王守仁虽然提出“心即理”
的心学理论反对程朱之学“性即理”
的旧说，但是其学说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程朱之学毕竟是钦定的官方哲学，与之相违，往往被人视为异端。
况且当时与王阳明并世的还有罗钦顺、余祐、吕柟、湛若水等学者，构成王学的反对派，在学术界同王阳明鼎立对峙。
尤其是随着其学说在社会上的影响渐渐扩大，攻击毁谤也开始出现。
当时御史程启充、给事毛玉便上书“倡议论劾，以遏正学”
，要求对王学“宜严禁以端士习”
。
嘉靖二年（1523年）南宫策士，又以“心学”
为问，阴以辟王阳明。
在这种情况下，王守仁为了减少阻力，力图证明自己与朱熹的学说是一脉相承的，便从朱熹的著作中选出34条与自己学说相吻合的语录，撰写成《朱子晚年定论》一书，想以此说明世上所传的《四书集注》等书，都是朱熹中年时的未定之论，到了晚年，“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守仁依偎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
，只是“思改正而未及”
[13]。
王守仁这种“引朱合陆”
的做法，自己也承认是：“盖不得已而为此”
[14]，说明当时王守仁心学对程朱之学突破的困难。
二、本体、工夫之辨
心学在王守仁之后迅速传播，很快就风靡社会而进入盛期，以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15]。
但是与程朱之学一样，王守仁所构建的心学体系也存在理论上的矛盾。
这些矛盾不仅使王守仁之后的心学向不同方向分化，而且也为王学中的派系争论埋下潜因。
王学理论中的矛盾和争论，集中体现在所谓“四句教”
及对其的理解中。
嘉靖六年（1527年）九月，王守仁奉命出征广西，临行前对门人钱德洪、王畿讲了“四句宗旨”
，或称“四句教”
，作为自己学说的概括，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
这月的初八，钱、王二人在访张元冲的舟中讨论老师的为学宗旨时，对这“四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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