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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汝且坐饮，切莫较量，一起较量，便落知识，但忘知识，莫问本体。”
“智故日增，障碍反重，实不如今日未雕之体。”
[20]
与王学左派在本体与工夫观中执“现成良知”
学说相反的，是所谓王学右派，或称“工夫派”
。
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有欧阳德、钱德洪、邹守益、陈九川、张元汴、尤时熙以及晚明的东林学者。
这一派的特点是认为王守仁“四句教”
是教人的定本，认为心之本体，或良知虽然具有无善无恶的性质，但是它绝不是现成见在的，而是展现于具体的日履实践的过程之中，即当人们一有了意识活动，便有了善与恶，所以这一派突出主体自觉修为在“知”
的过程中的意义，强调致良知之“致”
的工夫意义。
针对左派将良知视为当下见在的本体，以自发的率性行为取代主体自觉的道德行为，工夫派指出：“近时有所谓见本体则欲自消，但不知本体之功如何作用？又有谓有所作用即非本体……第恐茫无可入，误己误人不浅也”
[21]，“使初学之士，骤观影响者，皆欲言下了当，自立无过之境，乃徒安其偏质，便其故习而自以为率性从心。
故使良知之精微紧切，知是知非所藉以明而诚之者，反蔑视不足轻重，而逐非长过，**然忘返，其流弊岂但旧时支离之习哉！”
[22]针对现成良知派取消修为工夫的顿悟，工夫派主张渐修渐悟：“若一闻良知，逐渐影响承受，不思极深研几，以究透真体，是又得心悟乎？”
[23]强调致知的工夫：“做不得工夫，不合本体，合不得本体，不是工夫！”
[24]即在本体与工夫的两极中，突出工夫的意义。
这一派的发展最终是走向“合汇朱陆”
。
在王门的后学中，除主张良知现成见在，取消工夫，采取顿悟途径的左派，和主张良知展现于日履过程之中，强调致良知工夫，采取渐修渐悟途径的右派外，还有采取二者中间路线的归寂派。
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有聂豹、罗洪先等人。
此派学说的特点是既否定左派的良知现成可得说：“世间那有现成良知？良知非万死工夫，断不能生也，不是现成可得。”
[25]又反对通过日履修为致良知的工夫派，而主张通过静坐息念的方法，去“精察”
所谓已发之前的寂然本体，即：“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此圣学也。”
[26]实际把知与行都局限于主观冥想的感应之中，从而走向神秘主义。
随着历史的发展，王学内部各派对本体与工夫的辩论也日趋白热化，甚至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于南京，对王守仁的“四句教”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面对面的论难辩论，参加者多达千人。
当时很多著名的学者如许孚远、杨复所、周汝登等都直接参加并主持了这场大论辩。
《明儒学案》卷三十六《尚宝周海门先生汝登》载：“南都讲会，先生拈《天泉证道》一篇相发明，许敬庵言‘无善无恶’不可为宗，作《九谛》以难之。
先生作《九解》以仲其说。”
《明儒学案》卷四十一《侍郎许敬庵先生孚远》亦云：“南都讲学，先生与杨复所、周海门为主盟。
周、杨皆近溪之门人，持论不同。
海门以无善无恶为宗，先生作《九谛》以难之……前后名公毕集，讲会甚盛，两家门下互有口语，先生亦以是解官矣。”
其争论之激烈可见一斑。
三、程朱派学者对王学的论难
王守仁心学体系的提出，实质是通过对程朱之学的否定实现的，这对笃守程朱之学的学者来说，是绝对不能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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