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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明政府还制定严格的制度，命令土官子弟必须上学读书。
弘治十四年（1501年），明孝宗进一步规定：“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玩冥。
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
[58]嘉靖元年（1522年），贵州巡抚都御史汤沐在奏议中又一次重申：“土官应袭年三十以下者得入学习礼，不由儒学者不得起送承袭。”
[59]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题准，“归顺土官子孙，照旧例送学，食廪读书”
[60]。
明朝在南方民族地区广设学校、书院，开科取士，促进了当地教育的发展。
云南在景泰年间，已是“贤臣哲士之生于其乡仕于他地，读书礼乐之教养其人，于是道德即同而风俗丕变矣”
[61]。
弘治、正德以后，更是“人才辈出，炳炳琅琅，与中州人士并埒”
[62]。
这对推动南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 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即使是同一民族发展也不同步。
明代以前，居住在边远地区、丛林地区和高寒山区的少数民族，因为交通闭塞，与其他民族特别是生产技术先进的汉族往来较少，生产水平仍很低下，有的还是继续传统的刀耕火种，广种薄收，而以打猎和采集作为补充；有的还处在农奴制或奴隶制阶段，甚至停留在原始公社阶段，阶级分化很不明显；文化也较落后，有的还以结绳或刻木记事。
而平坝和交通便利的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民族之间的交往较为频繁，其社会经济已进入了封建领主经济阶段。
明朝统一南方后，在平坝和交通方便的地区广泛开展屯田。
其中，既有卫所士卒的军屯，也有来自内地移民的民屯，在西南地区还有商人从内地招徕劳动力开展的商屯。
屯田的兴起，使内地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不断传播开来。
此外，明朝还在贵州等部分地区实行改土归流，破其割据，除其陋规，加强当地与周边各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再加上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些地区的社会生产便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平坝和交通便利地区生产的发展，又逐步影响、带动了周围比较落后地区生产的发展，从而使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和进步。
南方各少数民族均以农业生产为主。
壮族在宋代时，耕作方式仍很落后，即便是比较先进的桂林地区，牛耕也不普遍。
到了明代，不仅牛耕已很普遍，而且普遍使用流水灌溉、分秧易栽、施肥、杀虫等先进技术。
如横州壮族地区，到正德年间，每年二月“布种毕，以牛耕田。
令熟秧二三寸即插于田”
。
又建“蓄水塘高于田，旱则决塘窦以灌；又有近溪涧者，则决溪涧”
灌田，并已掌握了“锻石为灰”
[63]，在水田中施放石灰以改良土壤、防治病虫害。
右江下游的思恩府，实行改土归流后，“四野宽旷，轩割秀丽。
石山起伏蜿蜒，敷为平原，两水绕山合流而入巨浸。
江水既通，商货辐凑，益比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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