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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后来，皇太极欲征服蒙古各部，联络西藏，更加重视利用佛教。
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年），他特为已经去世几年的斡禄打儿罕囊素喇嘛建塔立碑。
天聪八年（崇祯七年，1634年），察哈尔的墨尔根喇嘛带着元朝的护法金佛归降后金，皇太极即将他迎入盛京（今沈阳），为之建立实胜寺（黄寺）及四座塔进行供奉。
天聪十年（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
不久，在呼和浩特地区活动的班禅额尔德尼的弟子、蒙古族僧人内齐托因率门徒30人到盛京会见皇太极，受到皇太极的重视，另有格鲁派的东科尔活佛（三世达赖喇嘛派往呼和浩特的高僧）在鄂尔多斯的转世满珠习礼也与皇太极建立了联系。
这些联系，成为格鲁派与清朝建立关系的开端。
[146]
纳西族居住的丽江地区，自唐以来即与吐蕃接触频繁，明代木氏土司的统治势力不仅囊括中甸、维西、德钦，而且直达巴塘、里塘，以藏传佛教为代表的藏族文化因之进入丽江地区。
从各种历史记载来看，明代丽江地区与藏族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是比较频繁的。
如万历八年（1580年），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倡建理塘寺，云南丽江木氏土司予以赞助”
[147]。
据《徐霞客游记》的记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西藏地区的佛教领袖“二法王”
（二宝法师）曾来到丽江，并由丽江转到鸡足山朝拜。
据丽江地区的传说，二宝法师受到了丽江土司的欢迎，在归途中收了六个教徒带去西藏。
后来，这六个教徒回到丽江，即修建喇嘛寺传播藏传佛教，丽江地区的五个红教（宁玛派）喇嘛寺（福国寺、指云寺、文峰寺、普济寺、玉峰寺）的修建，都与西藏二宝法师、四宝法师有关。
[148]据余庆远《维西见闻录》的记载，当时维西五个红教喇嘛寺，约有红教喇嘛800人，都遵守四宝法师的教规。
《徐霞客游记》还说，当时纳西族“头目二三子，必以一子为喇嘛”
。
土司木增的一个通事是个“居积番货”
的商人，丽江北界番地也有贩商。
[149]丽江喇嘛教徒都以入藏朝参、学习藏典为生平大愿。
由于纳西族信仰藏传佛教，因此明代丽江境内建有很多佛教寺院。
如徐霞客所到的芝山解脱林，就是后来著名的福国寺。
云南名胜鸡足山悉檀寺为万历年间土司木增所建，天启年间土司请求敕颁的《大藏经》就存放在那里。
悉檀寺经木增之子“重加丹垩，宏丽精整，遂为一山之冠”
。
徐霞客游滇时，木氏迎请他住于悉檀寺，修了《鸡足山志》，“创稿四卷”
[150]。
著名的丽江木氏土府庙宇壁画[151]，其题材多为宣传宗教的内容（藏传佛教、道教等）。
其中尤以嘉靖二年（1523年）建成的大宝积宫的孔雀明王、法会图等壁画，散发的藏画气息最为浓烈。
在谈到藏传佛教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时，值得一谈的还有藏族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的影响。
随着藏传佛教在周围民族中的扩展，很多民族都产生了自己的格萨尔，如蒙古族的《格斯尔》，土族的《格萨尔》，纳西族的《格萨尔》，裕固族的《盖瑟尔》，还有普米族和傈僳族等不同版本的《格萨尔》，足见格萨尔本身的不朽魅力和藏族文化的强大影响力。
二、蒙古族文化对满、藏、维等族文化的影响
明代，除汉族文化外，蒙古族文化对满族社会也有着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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