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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传入日本的朱子学，在明代已在日本流行起来。
许多日本学者和僧侣都积极推广朱子学的新注，在15世纪初出现了汉籍和训。
汉籍和训是将汉文原著按照每个汉字的原意，标注日本假名，使汉文程度不高或不识汉文的日本人，也能领会内涵。
早在平安时代汉籍和训虽已初见端倪，但其正式形成却始自歧阳方秀的《四书和训》，将近一个世纪后，到桂庵玄树使用桂庵标点才真正确立。
歧阳方秀号不工道人，早年跟随梦岩祖庆，由禅入儒。
1386年后从南禅寺的硕学高僧义堂周信专修程朱理学。
后来成为东福寺的座府，在15世纪初开讲宋学，使用从中国运去的《四书集注》和《诗经蔡传》作为教本。
他为了推广新注，运用土俗世话编写和训。
此后五山禅僧宣扬儒学，都以歧阳方秀编集的和训为准。
歧阳方秀的高足桂庵玄树，曾入明六年，向硕学名师请教朱子学。
回国后在萨摩（鹿儿岛）开创桂树院，宣讲宋学。
又在东福寺、建仁寺、南禅寺等处居住讲学，为发扬朱子学说做出重大贡献。
1481年和1492年，桂庵玄树曾二次翻印《大学章句》，延德四年的第二次翻印本称“延德版大学”
，是当前日本保存的宋学翻刻本中最早的本子，被定为日本国宝。
桂庵玄树又积极改进和训，将早先的汉文直读变为适合初学者通读的汉文译读，在1501年刻印其所著的《家法和点》，1502年又刊布《和刻四书新注》，开创桂庵标点。
汉籍和训从此开始定型化，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汉文化在日本的普及。
由于宋学著作付梓的日渐增多，汉学研究在日本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
歧阳方秀的弟子云章一庆，对程朱理学研究多年，他的著作《理气性情图》、《一性五性例儒图》是日本已知研究宋学理气最早的专门著作。
云章一庆的弟弟一条兼良也著有《四书童子训》，这是一部讲述《四书集注》的讲义。
研究宋学的专门著作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上半叶相继问世，表明宋学已经深入日本的学术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15世纪下半叶，日本宋学逐渐形成京师朱子学派（以歧阳方秀为代表）、萨南学派（以桂庵玄树为代表）、海南学派（以南村梅轩为代表）和博士公卿派（以清原业忠、一条兼良为代表）四大学派。
江户幕府的创立者德川家康，尤其推崇儒学。
1593年，他召见日本大儒藤原惺窝。
藤原惺窝宣扬朱子和汉唐儒学，他著有《四书》、《五经》训点本，得到广泛的流传。
其弟子林罗山是江户时代（1603—1868年）日本的文教宗师，他笃信朱子学说，为江户时代的官学奠定了基础。
后来，阳明学也开始传入日本。
“近江圣人”
中江藤树吸收和发挥了阳明心学的积极因素，成为日本阳明学的开山祖师。
此后，阳明学在日本迅速流传，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章太炎所言：“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
[7]可见阳明学对日本影响之大。
中日的文学交流 明代中国文学对日本影响最大的，要算传奇小说。
对日本江户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文学作品，主要有三种：一是明钱塘（今浙江杭州）瞿佑的传奇小说《剪灯新话》和江西庐陵李祯的《剪灯余话》，二是江苏长洲冯梦龙纂辑的《古今小说》，三是施耐庵的《水浒传》。
这些文学作品当时在日本非常流行，影响深刻而广泛，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江户文学的发展。
《策彦归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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